【编者按】

七十五载贸大弦歌不辍，三十秩法学薪火相传。2026年，恰逢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建校75周年、法学院建院30周年，为致敬峥嵘岁月、传承治学精神、凝聚奋进力量，学院特推出教师系列专访栏目。我们将对话学院深耕教学科研一线的教师，聆听他们的育人故事，传承法学院“守正臻善 践行怀远”的院训，在榜样力量中汲取前行之力，续写贸大法学高质量发展的崭新篇章。

【前言】

2025年10月24日，深秋的北京。千禧大酒店会场里，中英文交谈声此起彼伏，百余位国内外学界、执法司法机关和实务界嘉宾陆续落座。大屏幕上，一本厚达436页的英文著作缓缓展开：Leading and Riding the Tide of China's Competition Law: Huang Yong Liber Amicorum（《黄勇教授——勇立潮头：中国竞争法》）。这一天恰逢黄勇教授从教四十周年。

2025年10月24日 黄勇教授从教40周年暨纪念文集发布会

翻开文集，序言与推荐页上的一个个名字，更让人感受到这场相聚的分量。曾负责中国《反垄断法》起草工作的原国务院法制办公室副主任张穹、美国联邦贸易委员会（FTC）前主席威廉·科瓦契奇教授、美国FTC前代理主席莫琳·奥尔豪森、澳大利亚竞争与消费者委员会首任主席艾伦·费尔斯为文集作序；中国法学会副会长、中国人民大学一级教授王利明、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竞争委员会主席弗雷德里克·詹尼、香港竞争事务委员会行政总裁毕仲明，以及宾夕法尼亚大学赫伯特·霍文坎普教授、纽约大学埃莉诺·福克斯教授等留下贺语。三十余位顶尖经济学、法学家和实务专家以原创研究共同写成此书。

“Liber Amicorum”直译为“友人之书”，并非普通纪念册。按照欧美竞争法学界传统，同行在杰出学者的重要职业节点，以原创论文集回应其学术贡献，讨论的既是学者，也是他所推动的领域。出版社Concurrences是全球竞争法与竞争经济学领域顶尖出版机构，其英文致敬文集专为对全球反垄断法学发展作出突出贡献的学者而设。迄今仅11位学者获此殊荣，黄勇教授是第11位，也是“最年轻的学者”。

书中议题从竞争法原理最新思考、环境可持续发展、经营者集中等基础问题，延伸至数字平台、人工智能、标准必要专利等前沿发展。它记录的不是一段结束的履历，而是黄勇如何参与中国《反垄断法》的诞生、把中国经验带入国际对话，又如何面对技术变革继续提出问题。这场发布会，也像是中国竞争法四十年发展的缩影。

从课堂到立法，从创办中心到国际对话，黄勇始终在回答一个问题：如何以竞争法治推动统一、开放、公平、有序的市场形成。

一、从惠园出发：学术选择与时代相遇

1981年，黄勇进入北京大学法律系。大四时，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冯大同教授到北大讲授国际贸易法。黄勇至今记得，冯先生在讲台上来回踱步，每走一个来回，便在黑板上画出一个法律关系图、写下一个核心概念；一堂课结束，同学们的笔记已俨然是一章逻辑严整的教科书。

2013年8月23日 CCTV-2《中国政策论坛》 黄勇教授、吴敬琏教授与三家反垄断主管机构负责人共同出席

当时，进入国家部委是北大法律系毕业生颇受青睐的选择。冯大同告诉他，贸大刚建立国际经济法系，急需优秀青年学者。受到冯先生的学识与人格感召，黄勇1985年毕业后来到惠园，从此未离开讲台。此后，他师从沈达明、冯大同两位先生，在贸大取得硕士、博士学位。谈起两位导师，黄勇说：“他们对我的影响既是学问上的，更是做人上的。”严谨、开放、始终面向国家需要，也成为他后来治学与育人的底色。

1996年至1997年，黄勇赴美国康涅狄格大学访学。彼时，中国刚刚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目标。他在那里大量阅读欧美反垄断法文献，反复思考政府与市场、公共权力与竞争秩序之间的关系，也逐渐认定：随着市场经济发展，中国必然需要一套系统的竞争法律制度。

2002年，他开始讲授国际竞争法。当时我国尚无《反垄断法》，有学生问：“学这些有什么用？”黄勇回答，中国要真正实行市场经济，就必须建立这项制度，法律出台时，正会成为年轻人的事业机遇。五年后，《反垄断法》正式颁布。看似“快半拍”，背后是长期阅读、比较和思考。用他自己的话说，做学问常常是“长期积累，偶然得之”。

二、走进制度现场：让研究回应中国问题

黄勇的学术道路始终与中国市场经济法治建设相伴。2005年，他受聘为国务院反垄断法立法专家顾问委员会委员；2006年，又受聘为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反垄断法立法专家，全程参与《反垄断法》制定及后续修改。他和团队长期开展资料翻译、比较研究和中国适用性分析，将书斋中的研究带到制度现场。

2021年4月29日  黄勇教授在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上就完善反垄断法律制度作专题讲座

2021年4月，他应邀为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作《完善反垄断法律制度 强化竞争政策基础地位》专题讲座，时任委员长栗战书主持。他系统介绍国际反垄断立法执法、中国法律实施成效和完善方向。此前，他已在许多国际顶尖讲坛作报告，但谈及这次讲座，他仍坦言“有些紧张”：这不仅是学术报告，更是以专业知识服务国家法治建设的直接实践。

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专家、国务院反垄断反不正当竞争委员会专家咨询组成员、北京市人大常委会委员和财经委员会副主任委员、民建中央委员、最高人民法院特邀咨询员……这些身份横跨学术、立法咨询和社会履职，关切却始终一致：让市场在法治轨道上更有效配置资源，也让政府作用边界更加清晰。张穹在致敬文字中将其概括为，真正的学术应当与社会发展同频，真正的学者应当服务国家。

三、连接中国与世界：把中心建成一座桥梁

竞争法是高度国际化的学科，但国际视野并不等于照搬域外规则。黄勇始终强调，既要把国际经验带回国内，也要让世界准确理解中国竞争法。

2016年10月27日 由竞争法中心承办的第五届“中国竞争政策论坛”在京举行

2005年，对外经济贸易大学竞争法研究中心正式运作，2009年成为校级重点研究基地。在黄勇带领下，中心四次承办“中国竞争政策论坛”等高层国际会议。2018年论坛汇聚五大洲、13个国家和地区及国际组织的近300位专家。一个校内研究机构，由此成为连接立法、执法、司法和市场主体的平台，被誉为“中外竞争法沟通的桥梁”。

黄勇多次参加美国律师协会反垄断大会，在英国皇家国际关系研究院、斯坦福大学、宾夕法尼亚大学、牛津大学等高校和机构演讲，并访问美、欧、日、韩、英等反垄断执法机构。霍文坎普评价说，研究中国反垄断法、尤其是高科技竞争问题时，黄勇是国际学界最先想到咨询的学者之一。这种信任来自持续对话，也来自他能用国际同行理解的语言说明中国制度的逻辑与现实关切。

四、回到课堂：把“学有所用”交给学生

无论社会职务和学术头衔如何增加，黄勇最看重的身份始终是教师。“学有所用、因材施教”，是黄勇教学最鲜明的特点。他不止于法条解释，而是把法律、经济、产业和社会问题放在一起，通过追问引导学生形成判断；指导研究生时，也根据兴趣、能力和志向帮助他们找到自己的位置。四十年来，他培养、输送了数百名专业人才。学生们从惠园出发走向政府机关、高校、司法机构、律师事务所和企业，职业足迹几乎覆盖中国竞争法研究与实施的各个环节。

学生们有时笑称，跟着“黄导”最大的压力，是老师本人“活到老，学到老”的严谨治学态度。他每天追踪全球产业动态和最新案例，再把新问题带回课堂。近年来，他持续关注“内卷式”竞争治理、人工智能生态治理、人才市场反垄断等新兴议题。老师不停止学习，学生自然不敢懈怠。这种“鞭策”很少表现为要求，更多是一种示范：学者不能依靠一套答案度过整个职业生涯。

2026年暑假，黄勇的行程依然排得很满。从福州经济法30人论坛，到昆明全国律协年会、广州中韩竞争法前沿论坛，再到内蒙古包头的民建中央能资环委全体会议，他讨论的话题已经聚焦于人工智能数据、算力以及算电协同中的竞争政策与法律治理问题。在他看来，中美AI发展的资源禀赋与发展路径并不相同；我国AI发展中的公共投入应为不同技术路线和市场主体打开空间，而非替市场预先选定赢家；人工智能的发展，也应更多从“政策推动”走向“市场驱动”。四十年前，他在尚无《反垄断法》的课堂上讲述市场经济的基础制度；四十年后，当人工智能、数据、算力和能源交织，他又在追问新的规则应当从哪里进入。研究对象不断改变，未变的是把学问放到时代前沿，把答案交给中国实践。

从沈达明、冯大同两位先生手中接过教书育人的责任，再把它交给一代又一代学生，黄勇的四十年，也是贸大法学学脉延续和中国竞争法成长的四十年。对青年法学生而言，重要的或许不是追逐每个热点，而是打牢基础、保持对真实世界的敏感，养成终身学习的习惯，并把个人选择放进国家法治建设和社会需要之中。一位教师的四十年，不只写在著作与荣誉里，也写在学生的选择、制度的成长和下一代继续追问的课堂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