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摘要】尽管“重要数据”系我国数据法中具有原创性与基础性的标识性概念,但却长期陷入内涵和外延混沌的困境。明晰类型与明晰要件这两种具体化路径,在可预期性与可操作性上均告不足。这是因为,既有实践并未认识到重要数据的不确定性根源于其政治性,因而亟待通过“法治吸纳政治”的理论框架重塑我国数据领域政治与法的关系,从而将重要数据这一不确定概念转化为容纳对话与分歧的框架秩序。循此,一方面应借法律解释的制度拘束细化重要数据的“属性要件”与“风险要件”,另一方面应构造重要数据程序主义,以参与、透明、科学、中立、束缚、动态六原则优化重要数据的动态生成机制,两者协同共振,最终形成安定性与正当性兼备的重要数据概念。
【关键词】重要数据 程序 不确定法律概念 标识性概念
文章来源:《政法论丛》2026年第5期
因篇幅所限,省略原文注释及参考文献。
作为一项具有原创性、中国性、基础性的标识性概念,“重要数据”植根于《网络安全法》和《数据安全法》的文本与实践,不但与数据分类分级、数据本地化、数据安全风险评估、数据出境安全评估、数据安全负责人等我国特有制度相勾连,而且为中国数据法提供了独特的话语基础与理论范式。遗憾的是,尽管《网络安全法》实施已近十年,《数据安全法》的颁行亦满五载,重要数据的内涵与外延依然混沌,因此衍生的问题不胜枚举:(1)公开数据及其汇聚、衍生的数据是否属于重要数据?(2)达到一定规模(如1000万人)的个人信息是否属于重要数据?(3)企业内部经营数据是否排除在重要数据之外?(4)《反间谍法》第4条第3项下“其他关系国家安全和利益的数据”是否就是重要数据?(5)被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认定为数据跨境负面清单下的数据是否当然是其他地区的重要数据?当前,重要数据的不确定性业已成为各国政府的核心关切之一。自2024年起,在中欧就数据流动开展的多轮谈判中,重要数据议题均居于核心地位。欧盟商会多次表示,重要数据的概念迄今仅有模糊界定且适用广泛,其严格的跨境数据传输限制引发欧洲投资者忧虑。基于上述问题意识,本文首先反思我国重要数据具体化的既有路径及其不足,探求重要数据不确定性的根源所在,进而在“法治吸纳政治”的理论框架下,发现重要数据这一不确定概念的确定化之道。
一、重要数据具体化的两种路径
鉴于“重要”一词具有鲜明的多义性和模糊性,“重要数据”因而构成了典型的“不确定法律概念”。所谓“多义”,即概念的使用规则为复数,将其适用于某对象时存在多重解释。就此而言,“重要”包含了两个相近但有着微妙区别的含义:(1)“具有重大影响或后果的”;或者(2)“具有重大意义的”。所谓“模糊”,即因为中立对象的存在,导致是否将概念适用于特定事物难以决断。以此论之,“重要”其实是从“无足轻重”到“休戚相关”的连续光谱,但在法律规范上,重要数据必须有清晰的边界,并无“是与非”之间的中间状态,矛盾由此产生。
作为内涵模糊、外延开放的不确定性法律概念,重要数据既是“经验概念”,也是“规范概念”。前者关乎通过一般经验、感官知觉或客观事实加以判断的客体、状态或事件,后者意味着重要数据的界定不仅有赖于可直接观察的属性,还必须经由价值评价始能释明。经验概念和规范概念并非截然二分,相反,两者均具有描述性意义,从而具有概念的流动性。循此,重要数据的具体化亦可采取并行不悖的两种进路:(外延)类型明晰和(内涵)要件明晰。
(一)重要数据的(外延)类型明晰路径
当抽象概念不足以涵摄生活现象的多义与流动时,“类型”借助其直观性和具体性,得以把握意义脉络的整体样貌。为弥补不确定概念空洞化的不足,立法者有必要予以进一步细化、区分和演绎,依据某些核心特征或典型要素,把纷繁复杂的社会现象归纳为相对固定的类型,再用列举或例示式规定,为不确定概念注入实在的内容之基。与封闭导向的概念不同,类型是开放、灵活、富有弹性的,其拒绝非此即彼的“涵摄”,而是将描述某一类型的诸多特征既此且彼地综合,从而令具体事实与特定类型相对应。
重要数据的类型化首先见于《网络安全法》。尽管在官方释义中,重要数据与国家安全、经济安全相联结,但鉴于其含义难以厘清,第37条试图将之锚定在 “关键信息基础设施”,即公共通信和信息服务、能源、交通、水利、金融、公共服务、电子政务等重要行业和领域,以及其他一旦遭到破坏、丧失功能或者数据泄露,可能严重危害国家安全、国计民生、公共利益的网络和系统之上。显然,这一示例性立法并不能满足现实需求。2017年12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二次集体学习时指出:“要切实保障国家数据安全。要加强关键信息基础设施安全保护,强化国家关键数据资源保护能力,增强数据安全预警和溯源能力”。这里的“关键数据”与“重要数据”基本同义,而它在语序上与“关键信息基础设施”并列,暗示了重要数据的外延不再局限于后者。
在此背景下,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于2017年发布了《个人信息和重要数据出境安全评估办法(征求意见稿)》,试图拓展重要数据的范围。其第17条第4款规定:“重要数据,是指与国家安全、经济发展,以及社会公共利益密切相关的数据,具体范围参照国家有关标准和重要数据识别指南”。这一定义采取了“概括定性+参照指引”的复合方式,其实质是希冀通过国家标准予以类型化。基于上述办法的授权,全国信息安全标准化技术委员会于2017年发布《信息安全技术数据出境安全评估指南(草案)》,详细列出了石油天然气、煤炭、石化、电力、通信、电子信息、钢铁、有色金属、装备制造、化学工业、国防军工、地理信息、民用核设施、交通运输、邮政快递、水利、人口健康、金融、征信、食品药品、统计、气象、环境保护、广播电视、海底环境、电子商务等26类重要数据。然而,这一类型化的尝试并不成功。批评者一方面质疑该指南超越了《网络安全法》第37条,另一方面也指出列举的类型界限不清、过于宽泛,难以指导企业的合规实践。从法学方法论观察,这一类型化的失败体现在拘泥于经验场景,而没有提炼出概括性的一般特征,忽略了类型本为法律理念与生活事实的中间点。
正是认识到以上缺陷,2021年《数据安全法》第31条在法律层面上实现重要数据的扩容,形成“关键信息基础设施运营者的重要数据”和“其他数据处理者的重要数据”二元结构。同时,该法第21条正式确立“一般数据、重要数据、核心数据”的数据分类分级制度,可谓数据类型化的中国表达。此后,重要数据被《工业和信息化领域数据安全管理办法(试行)》《自然资源领域数据安全管理办法》《电信领域重要数据识别指南》《金融数据安全分级指南》《证券期货业数据分类分级指南》《基础电信企业数据分类分级方法》等诸多行业性规定所细化。2024年的国家推荐性标准《数据安全技术—数据分类分级规则》(GB/T 43697-2024)可谓数据分类分级的集大成者。质言之,该标准首先梳理出领域、群体、区域、精度、规模、深度、覆盖度、重要性等分级要素,进而从影响对象和影响程度两个维度确立了重要数据确定规则,最后以《重要数据指南》的形式对16种重要数据一一列举。尽管这一标准已经努力刻画重要数据,但在定义中依然不可避免地使用大量不确定概念,例如影响对象中的“国家安全、经济运行、社会秩序、公共利益”,影响程度中的“特别严重、严重、一般”;更重要的是,该标准为避免遗漏而增设的兜底条款“其他可能影响国土、军事、经济、文化、社会、科技、电磁空间、网络、生态、资源、核、海外利益、太空、极地、深海、生物、人工智能等安全的数据;其他可能对经济运行、社会秩序或公共利益造成严重危害的数据”,再次令重要数据的范围漫漶无边。
类型的细化没有穷尽。2024年《促进和规范数据跨境流动规定》授权自贸试验区可在国家数据分类分级保护制度框架下自行制定区内数据出境负面清单,从而为重要数据的类型化提供了新的契机。截至目前,天津、北京、上海、海南、浙江、重庆、江苏、广西、广东等地自贸试验区(港)相继出台了数据出境负面清单,涉及汽车、医药、零售、民航、再保险、深海业、种业等领域。较诸之前的类型化,负面清单特别列出“数据基本特征与描述”,数据的颗粒度从行业转向场景、过程、字段、内容、数据量等定性和定量的描述。例如,海南省在“卫星遥感数据合作应用场景”中的重要数据,就限定在“地面像元分辨优于0.5米(含)的全色数据;地面像元分辨率优于2米(含)的多光谱数据;光谱分辨率优于5纳米(含)且空间分辨率优于10米(含)的高光谱数据”等数据上。然而,上述数据的类型化均为各自贸区(港)因地制宜的设置:北京关注特定人工智能训练数据及零售与现代服务业;上海可能聚焦再保险数据及商贸会员管理场景下同类数据;海南则重点关注深海、航天数据、种业、旅游、免税商品及零售业务。容易想见,不同地区的差异化规定与管辖权分割,将引发法律规避或监管强度不均衡之后果。
(二)重要数据的(内涵)要件明晰路径
对不确定法律概念的研究表明,其不确定性实系于构成要件的不确定性,如何尽可能厘清重要数据的要件由此成为另一条具体化路径。
尽管重要数据见于《网络安全法》,但该法却并未说明其内涵,致其虽有法律概念之名而无实体定义之实。2017年的《个人信息和重要数据出境安全评估办法(征求意见稿)》,首次对重要数据予以界定。其第17条第4款规定:“重要数据,是指与国家安全、经济发展,以及社会公共利益密切相关的数据。”该规定一方面初步锚定了重要数据的关注领域——国家安全、经济发展、社会公共利益,另一方面,“密切相关”的表述过于宽泛,几乎任何具有公共属性的数据,都可能被纳入。2019年发布的《数据安全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第38条第5款对重要数据作出了第二版定义:“重要数据,是指一旦泄露可能直接影响国家安全、经济安全、社会稳定、公共健康和安全的数据……重要数据一般不包括企业生产经营和内部管理信息、个人信息等。”显然,该定义发生了两处关键性变化。其一,从“与……密切相关”到“可能直接影响”,判断基准从静态的关联性转向动态的危害后果,体现了从“属性论”到“风险论”的方法论转向;其二,首次引入了“反面排除”内容,通过否定性的界定收窄了正面范围,突破了一贯正面规范的思维惯性,以“择出”补足“划入”,为防范概念泛化提供了另一种结构性思路。
2021年的《数据安全法》第21条从“数据在经济社会发展中的重要程度”和“一旦遭到篡改、破坏、泄露或者非法获取、非法利用,对国家安全、公共利益或者个人、组织合法权益造成的危害程度”确立了数据分级分类的“双要件”,但遗憾的是,该法依然未能直接给出重要数据的定义,从而令“双要件”被后续立法所忽视。比《数据安全法》稍晚颁布的《网络数据安全管理条例(征求意见稿)》《汽车数据安全管理若干规定(试行)》和《数据出境安全评估办法》再次回到“风险要件”的进路上。类似地,作为首部针对具体行业领域的重要数据管理规章,《工业和信息化领域数据安全管理办法(试行)》进一步从危害程度解释重要数据的构成。值得注意的是,该办法首次从“危害对象”和“危害程度”两方面予以细化,前者限定在“国家安全、工业和信息化行业利益、公共利益、群体性的个人和组织权益”,排除了个别“个人、企业”保护,后者则根据危害对象的差异,区分为“影响和严重影响”。
2024年正式实施的《网络数据安全管理条例》一改征求意见稿的谬误,回归《数据安全法》明定的“双要件”,明确了截至目前最为精细的重要数据概念:“重要数据,是指特定领域、特定群体、特定区域或者达到一定精度和规模,一旦遭到篡改、破坏、泄露或者非法获取、非法利用,可能直接危害国家安全、经济运行、社会稳定、公共健康和安全的数据。”与之前多个“风险论”规范相比,该定义一方面强调了“属性论”,但新增了两项限定要素——“特定领域、特定群体、特定区域”或“达到一定精度和规模”,从“密切相关”到“特定”、从无门槛到“精度和规模”,标志着重要数据从扩张走向收敛的关键进展。另一方面,该定义保留了“危害概率”的表述,同时指出重要数据应以“直接危害”为依据,“间接影响”的情形得以排除。虽然《网络数据安全管理条例》已经尽力明晰重要数据的构成要件,但依然包含着大量价值评价性概念,其对重要数据属性的具体化,也因“特定”“一定”的模糊而缺乏操作性,仍需要执法者的进一步解释。正是由于《网络数据安全管理条例》无法回答“如何识别重要数据”的困惑,国家网信办在“数据出境安全管理政策问答”(2025年4月)中,在援引上述规定后,不得不补充说:《数据安全技术—数据分类分级规则》附录G《重要数据识别指南》提出了重要数据识别方法,数据处理者可依据相关规定识别申报重要数据。可如前所述,该指南依然难称周延。
(三)小结
回顾重要数据的概念史,(外延)类型明晰和(内涵)要件明晰的具体化进路固然不断深入,但实践上依然无法满足社会可预期性需求,亦不能给监管机构提供可操作的清晰指引,理论上更不脱“内容空洞、实体欠缺”的诘难。倘若穷尽传统路径而功败垂成,那么就可能到了改弦易张的时候。为此,不妨先作一番正本溯源的思考,即在探寻消弭不确定性方法之前,先问一句:重要数据的概念为何不能确定?
二、重要数据确定性的理论再造
重要数据概念的不确定性表面上源于语义学,但其实质是立法者基于主客观的原因,无法预设重要数据背后的“确定内容”。就客观原因论之,作为大数据分析的一环,重要数据的风险场景化和高度技术化,其识别有赖于法律以外的知识和能力,因而立法者不得不部分让渡概念的界定权,制定实质规范的功能被监管机构基于专业知识的具体化所稀释。更重要的是“主观原因”。重要数据攸关国家安全,必须在总体国家安全观下全面考量主权、经济、军事、文化、社会和意识形态的多维影响。重要数据政治性的凸显,迫使立法者审慎留有规范余地,避免过度压缩政治形成空间,以免导致国家安全受损。
(一)重要数据的“政治性”
重要数据的政治性可追溯至《国家安全法》第25条。该条将“网络空间主权”作为我国网络法的根本基石,并由此延伸到网络基础设施和系统、网络信息内容和数据之上。世界的数字化转型驱动着物理世界映射于虚拟世界,进而由虚拟世界作用于物理世界。在这一循环往复的过程中,数据议题从关乎个人的个人数据保护,逐渐向决定产业的数据资源竞争和影响国家的数据主权博弈迈进。作为《国家安全法》特别法的《数据安全法》无疑承担着落实数据主权的重任。在起草伊始,《数据安全法》就面临着“大数据安全法”还是“小数据安全法”的路线之争。前者意味着将各种类型的数据一网打尽,以数据生命周期为线索,就数据存储、访问、验证、保护和使用建立一系列程序、标准、角色,明确政府、企业、个人相应的职责、义务、权利,实现对数据安全的全方位规定;后者仅将重要数据作为调整对象,聚焦重大风险预防和管理。《数据安全法》最终稿采取了兼容并蓄的方案,既以“大数据安全”为整体框架,又重点保护“重要数据”和“核心数据”,建立了与之相应的增强式保护体系。为进一步与《国家安全法》衔接,《数据安全法》第4条申明“维护数据安全,应当坚持总体国家安全观”。总体国家安全观有着鲜明的政治性,其把“政治安全”放在首要位置,把“以人民安全为宗旨”列为“五大要素”之首,把“坚持党对国家安全工作的绝对领导”置于“十个坚持”之首,藉此决定了重要数据安全的政治属性。
国家安全及相关数据的政治性并非我国独有。自2013年“斯诺登事件”以来,由数据引发的国家安全议题依然成为各国的关注焦点,国际贸易规则中的“国家安全例外条款”由此进入数据法的视野。根据GATT1994第21条,国家安全例外条款予国家自我裁决“重要安全利益”以及为保护国家安全信息、基本国家安全利益等采取必要措施的权力。在数字化背景下,国家安全信息自然转化为“国家安全数据”。我国加入的《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第12章“电子商务”、第14条“计算设施的位置”、第15条“通过电子方式跨境传输信息”均规定:缔约方为实现合法的公共政策目标和国家基本安全利益可对数据跨境传输采取必要的措施。这一规定呼应了韩国、印度、越南等缔约国对数据给国家安全造成不利影响的担忧。例如,韩国2008年《信息通信网络的促进利用与信息保护法》第51条规定:“政府为防止国内产业、经济及科学技术等重要信息泄露国外,可令信息通信服务提供商或利用人采取必要措施。”在大洋彼岸,拜登政府于2025年4月实施14117行政令《防止受关注国家访问美国境内大量敏感个人数据和政府相关数据》,限制或禁止涉及某些批量敏感个人数据或美国政府相关数据的交易。在此基础上,美国国家安全局出台了《数据安全计划》(Data Security Program,DSP),以期建立有效出口管制措施,防止包括中国在内的外国对手及其受其控制、管辖、所有和指导的人员获取美国政府相关数据和大量基因组、地理定位、生物识别、健康、金融和其他敏感个人信息。TikTok案是数据安全政治性的集中体现。在该案中,美国最高法院对其国会和行政部门的国家安全评估表现出显著遵从(deference),全盘接受其政府关于TikTok构成国家安全风险基于“预测性判断”(predictive judgments)的风险评估,尽管该判断尚未得到具体或可观察的证据支持,更无法证明中国政府实际利用TikTok收集数据或内容操纵。美国法院认为,其国会普遍认同TikTok的数据处理方式会带来严重的国家安全风险,且该法案是在罕见的跨党派支持下得以通过,这足以构成“充分的事实依据”。美国法院遵从彰显出数据国家安全问题本质系政治判断,而非纯粹法律分析。
美国将国家安全及相关数据的政治化遭至了诸多批评。首先,科技的持续进步对数字经济与国家安全产生了双重影响,经济监管与安全保障之间的界限日渐模糊,过度强调数据安全的政治性,可能会禁锢正当的数据利用需求,甚至导致以安全为名,暗藏不公平的商业目的和其他秘密目标。为此,我国多次呼吁以客观公正态度面对科技挑战,反对泛化国家安全概念、将经贸问题政治化,以防其成为无处不在、无所不包的超级借口。其次,就像“狼来了”寓言所启发的,大声疾呼某个问题关系国家安全,其重要性和急迫性当然显著提升,但若一切都被定义为“国家安全”问题,那就没有任何事物能成为国家的首要任务,反而忽略了真正的威胁。最后,即使在理想状态下,政治的实质主义、相机决策、敏捷回应与法治的形式主义、体系决定、审慎判断之间依然扞格不入,数据安全的政治性所赋予政府的广泛自由裁量空间,很可能蜕变为行政恣意,扭曲真正的规范目的,从而陷入拒绝司法审查的“法治黑洞”,个人和企业的权利均将会被不合比例地侵蚀。
(二)政治与法的一元化
既然重要数据概念不确定的根源在于其政治性,那么最简单的化解之道就是尽量消弭其政治性,此即“政治与法的一元化”。质言之,在政治与法律的关系中,法律应具有无条件的优先性,任何政治决定都不能与整体法秩序相违背,即便是民主立法者的政治决定,也必须服从宪法。这意味着无“法外政治”(Rechsteie Plitik)空间之存在。这一进路建立在“法律优位”原则之上。法律是国家意志最强烈的表达,政治是国家意志的自发表达,前者应当优先于所有以其他形式表达的国家意志。只有藉由法律所表达的一般性意志优越于分散的个体意志,国家秩序才可能实现理性化和集中化。不过,法律优位原则的贯彻必须以“明确性法律”为前提,在无法可依之时,国家当然可以另行创设规则或作出具体决定。由此衍生出另一项基本原则——法律明确原则。
所谓“法律明确原则”,系指法律规定所使用的文字意涵,足以让受规范者有可能知悉其具体意涵,才能产生遵守规范的结果。具体而言,其要求(1)法律的可理解性:立法者应使用一般人当下共通可理解的文字;(2)可预见性:受规范者知悉将来能够采取何种相对应的措施;(3)可审查性:发生争议时,可由客观的第三者以公正的角色检讨其客观正确性。法律明确性原则并不意味着法律条文必须具体详尽、无解释之必要,也不意味着排斥不确定法律概念。法律规定之意义,自立法目的与法体系整体关联性观点非难以理解,且个案事实是否属于法律所欲规范之对象,为一般受规范者所得预见,并可经由司法审查加以认定及判断者,即无违反法律明确性原则。
基于这一原则的视角,无论是(外延)类型明晰路径,还是(内涵)要件明晰路径,均是探寻重要数据概念可得明确之道。为弥补可理解性和可审查性的不足,2023年《促进和规范数据跨境流动规定》第2条进一步通过“默示规则”增强受规范者的可预见性,即在缺省状态下,企业数据推定为“非重要数据”,除非被相关部门、地区告知或者公开发布为重要数据。然而,一如“不确定法律概念具体化”,这种“不确定概念确定化”的进路同样窒碍难行。
这首先是因为,不确定法律概念并无“预先确定”的内容。传统德国行政法学从法律内容的先决性出发,认为法律概念必须确定或者可以确定,由此严格区分了“不确定法律概念”和“行政裁量”,前者仅存在“是”或“否”的唯一正解,故应由法院全面审查;而后者系行政机关决定作出何种行政行为的选择自由,在授权幅度内裁量无需接受法院的实质审查。对此观点,哈特的批评尤为透彻——即使作为理想也不应抱有这样的观念:一个规则应当详尽无遗,以使它是否适用于特定案件是预先已经确定,在实际适用中从不发生在自由选项中作出新选择的问题,这是因为作为自然语言的法律概念不可避免是一个开放结构。而在更深层次,唯一正解的背后是一个稳态的社会秩序和既定的利益格局,而在急遽变化的当今世界,不确定性才是常态。因而在实践中,自由裁量和不确定概念并无实质差异,行政机关享有“合乎情理的答案区间”或“判断余地”日益被正面肯认,藉此填补法律概念和现实需求的鸿沟。与此异曲同工的是,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在1984年谢弗林诉自然资源保护委员会案中阐明:“如果法律就特定问题保持缄默或模棱两可时,法院面临的问题是,要判断行政机关的答案是否以对法律的‘可容许’(permissible)的解释为基础”,确立了“谢弗林尊重”学说,从而将不确定法律概念确定化的权力,在合理范围内授予了负责执行的行政机关。
更重要的是,政治与法一元化忽视了两者的实质区隔以及交错共生的复杂关系。作为历久弥新的经典议题,政治与法律的研究浩如烟海。在两相对应的视角观察,所谓“政治”,即一切旨在重新塑造国家权力、维护现有权力或为了特定目的而运用国家权力的行为;所谓“法”,即所有规制并拘束国家权力行使的法律规范。回顾历史,政治与法的关系包含了至少五种形式:法作为政治的目的、法作为政治的成果、法作为政治的工具、法作为政治的框架以及法作为政治的准则。政治与法的一元论显然是一种过分简化。在常规状态下,政治通过立法活动融入法律,而在“例外状态”下,主权者决断性地悬置了部分或全部法律的适用,进入一个“法与无法之间”的地带,此时就必须注入实质性的政治决断。《数据安全法》第24条所确立的“数据安全审查制度”便是典型的一例。不惟如是,面对社经环境丕变,法律不得不经由执法和司法解释的不断扩张,不但造成社会中的“良性违宪”和“非法兴起”,而且不当压缩了国家意志的形成空间,甚至危及政治的民主机制。当然,对“政治法律化”批评绝不意味着“法律政治化”,毋宁是在政治和法二元论的架构下,激活政治与法关系的新想象。
(三)政法:“政治与法”的中国想象
作为一种地方性知识,对政治与法关系的探究有必要从我国特有的“政法”概念开始。作为一个标识性概念,“政法”一词包含了宏观意义上的政治与法律、马列主义法律观以及党对法治的领导权等多种含义,而其核心的就是“党与法”的关系。对此,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党和法的关系是政治和法治关系的集中反映。”“在我国,法是党的主张和人民意愿的统一体现,党领导人民制定宪法法律,党领导人民实施宪法法律,党自身必须在宪法法律范围内活动,这就是党的领导力量的体现。”在此基础上,党“领导立法、保证执法、支持司法、带头守法”的十六字原则成为了“党与法关系”的根本指针。就此而言,政治对法有着影响和塑造功能,法对政治也有着规训和约束作用。基于此,本文尝试用“法治吸纳政治”来理论化我国数据领域政治与法的关系。
一方面,“法治吸纳政治”承认政治与法的冲突。借系统法学观察,在功能分化的当代社会中,政治与法律是两个不同的功能系统,具有不同的功能、代码和纲要。政治的功能是做出具有集体约束力和正当性的决定,法律的功能是稳定人们的规范性期待。为实现各自功能,政治和法律分别发展出了“有权/无权”和“合法/非法”的代码,以及代码得以应用的基准——“目的纲要”和“条件纲要”。简言之,政治系统所采取的“目的—手段纲要”,旨在面向未来做出决策,这里的目的意味着“将来的现在”,即当下措施在将来所导致的实际结果,因此其承担预期目的落空的风险。法律系统所采取的“如果—则纲要”,系对已发生事实的回溯性逻辑演绎,若特定构成要件与事实要件相符,则某一结果即被允许或禁止。将上述理论引入重要数据中,容易发现,法律系统试图通过对重要数据构成要件和表现类型的明确,将待决的既有数据快速、准确地套入法律模版之中。与对既有数据的当下判别迥异,政治系统对重要数据的决定着眼于将来,通过评估其在可能的场景和可能的处理方式(篡改、破坏、泄露、非法获取、非法利用)下的风险,未雨绸缪地予以规划与控制。
另一方面,“法治吸纳政治”同样相信政治和法的融贯。依循辩证法,政治和法、决断和规则、主观和客观之间构成了一种辩证关系:政治和法既相互为用(政治意志可以转化为法律,法律亦维护和增强了政治正当性),也都是社会现实中不可分的一部分(“政法”)。这里的“社会现实”应被理解为人民所创造的现实,此即“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之真义。在“政党—人民—法律”三位一体的架构中,“人民主权”居于中枢位置。人民绝非一个空洞的语词,在社会利益多元化的当代社会,它已从同质化的虚拟集合向具体的、不断分化和再组织的机构、社群、阶层演进,其间个人行为和集体行为彼此缠绕,人民主权被有意识地构建为各利益相关方广泛参与的国家治理活动。在我国语境下,可称其为“全过程民主”或“以人民为中心的治理”。一旦引入“过程”和“多元主体”,我们就能窥见政治与法的动态图景:(1)法律不仅仅是白纸黑字的文本,还是党、立法者、监管者、法官、律师、专家、市场主体、社会团体在立法、执法、司法、守法中的一系列活动,是被各方共同塑造的复合性产物。质言之,法律成为了“通过规则治理国家的事业”;(2)政治不仅仅是权威者的命令,还是相互冲突的各方以达成合作为目的的沟通、博弈、辩论、权衡和妥协。质言之,政治成为了“将人民意志具象化为国家秩序的艺术”。既然政治与法皆随时间而变,过去、现在和未来的时间序列趋于弹性,前述因时间结构差异而导致的冲突自然消解。进一步而言,法律所追求的“确定”和政治所希冀的“安全”都是流动的和暂时的,在“唯一不变的就是变化”的数字时代和风险社会里,绝对的“确定和安全”无疑缘木求鱼。故此,重要数据的症结不在于“确定和安全”的结果,毋宁是使之“确定化和安全化的过程”,而保障这一过程中合法性与正当性的重任遂落于“在法治轨道上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根本命题之上。在此意义上,法治对政治的吸纳体现了前后相继而又循环往复的过程:开始是实质性吸纳,即社会共识和政治价值经由立法程序转译为“纸面上的法”;继而是认知性吸纳,即透过制度化的渠道将党的意志、利益相关方的诉求和法律人的信念引入到执法、司法、守法之中,法律因由此获得生命,成为“行动中的法”;最后回到实质性吸纳,即把行动中的法——这一各方博弈的结果——再次法条化,以此作为未来博弈的新起点。
(四)小结
重要数据的政治性既是不确定性的根源,也为不确定性的化解带来了转机。透过“法治吸纳政治”的视角,不确定概念绝非内容充实饱满、为所有个案预设标准答案的规则汇编,而是容纳各方对话、协商和决定的框架秩序,其具体化不再是追求“唯一正解的实体规范”,而是探寻“共识收敛和容留分歧的程序规范”。需要指出的是,“程序规范”并非纯粹形式性的,而是指向了对恣意决定的规制和对公正决定的维护。基于此,重要数据的概念固然不是先决的,但各方均应在框架本身文义和意旨的拘束下,致力于完成立法者藉由法律所达成的规范目的,同时享有在框架空隙内进行“合目的性的具体化判断”的权力。拘束和授权一体两面结构与法治对政治的吸纳过程合若符契,构成了下文第三部分“重要数据法律解释的制度拘束”和第四部分“重要数据生成的程序建构”之理论基础。
三、重要数据法律解释的制度拘束
作为规则政治,由《国家安全法》《数据安全法》《网络数据安全管理条例》所确立的重要数据定义反映了立法者的政治决定,构成了识别重要数据的强制性拘束。一如其他法律概念,对重要数据定义的适用仍需仰赖传统法律解释才有意义的归属。在诸多法解释方法中,首先应由文意圈定解释的范围,明确后续行为自由和漏洞补充的边界;然后由历史因素缩小范围,对规范内容予以提示;最后考虑体系和目的因素,探求其规范的主观与客观意旨。其中,文义是所有解释的出发点,对重要数据的解释概莫能外。《数据安全法》和《网络数据安全管理条例》所明定的“双要件”自然是重中之重。
(一)重要数据中“属性要件”的解释
从文本表述来看,“特定领域、特定群体、特定区域或者达到一定精度和规模”的“属性要件”被置于“风险要件”之前。换言之,若数据在性质上不重要,便无需再行审查其可能造成的危害后果。另外,考虑到“精度和规模”是对数据的一般性描述,且连接词“或者”前后用语应具有共通要素,“特定领域、特定群体、特定区域”亦应按照互文予以解释。
这里的“精度”,即数据表示的细粒度、准确度、分辨率,包含可识别数值精度(如统计指标的精度)、空间精度(如位置定位精度、数字地图精度)、时间精度(如年度、季度、月度、日度)等。这里的“规模”,指数据集的存储量、记录和样本的体量(如涵盖的企业规模、用户规模、基础设施数量、项目数量)、特质和维度的数值。数据精度反映了数据质量,决定了数据还原现实世界的逼真程度;数据规模反映了数据量级,决定了处理数据所需的基础设施架构,两者缺一不可。以此观之,2021年《汽车数据安全管理若干规定(试行)》第3条对重要数据的列举因与《网络数据安全管理条例》不符,理应修改或废止。例如,第4项“包含人脸信息、车牌信息等的车外视频、图像数据”仅有精度而无规模,第5项“涉及个人信息主体超过10万人的个人信息”仅有规模而无精度。再如,实务界围绕“1000万人以上个人信息是否构成重要数据”聚讼纷纭,这事实上又是一个欠缺精度要件的例子。《网络数据安全管理条例》第28条将该等数据的规制重心落在数据处理者的重要数据组织义务,而非处理义务上,可作明证。故此,就开篇提出的问题(2)论之,一般性讨论个人信息是否构成重要数据并无意义,该问题必须回归到特定场景下的精度和规模。2026年《金融信息服务数据分类分级指南》中“1000万以上的个人用户基本信息数据集、100万以上的个人用户交易数据集、10万以上的生物特征识别信息数据集,均构成重要数据”,便是典型的一例。
达到一定精度和规模的数据具有结构化分析价值,可以通过汇总、建模、交叉分析反映一定领域、群体、区域的整体信息,如经济运行情况、产业发展态势、人群或用户特征、行踪轨迹、历史信息,从而和“特定领域、特定群体、特定区域”相联结。就此而言,后者系从数据承载信息角度对数据加以限定,前者是从数据自身特征角度对数据加以限定,在语言学上,可以区分为“描写性定语”和“限定性定语”。故此,在判断“特定领域、特定群体、特定区域”时,应同时考量数据的精度和规模;反之,在判断“一定精度和规模”时,亦应延伸到数据可能反映的信息内容。
所谓“特定领域”,指被明确界定、具有独特范畴和规则的行业或专业,如特定业务条线、业务类目、生产经营活动;所谓“特定群体”,指基于某种共同的属性、特征或利益而结合,能够被明确识别的人群集合,如特定团体、单位、组织。所谓“特定区域”,指地理空间上被明确划定的、具有特殊用途或独特属性的地域范围。该等“领域、群体、区域”并非任意选择,必须对经济社会发展至关重要(《数据安全法》第21条),居于我国经济社会中的关键位置。2022年《重要数据识别规则(征求意见稿)》以总体国家安全观为线索,分别描述了“政治、军事、国土、经济、文化、社会、科技、网络、生态、资源、核、海外利益、太空、深海、极地、生物”的重要数据,可资参考。但是,该规则的列举过于宽泛,有违边界明确的“特定性”要求。
(二)重要数据中“风险要件”的解释
1.危害客体:“国家安全”唯一论
《数据安全法》第21条将“国家安全、公共利益或者个人、组织合法权益”作为数据分类分级的基准。与此不同,《网络数据安全管理条例》将“个人、组织合法权益”排除在外,危害客体被限定于“国家安全、经济运行、社会稳定、公共健康和安全”。这是因为,首先,《数据安全法》第21条是有关数据分类分级的总体要求,重要数据作为特殊数据类型,不必然涵盖所有因素。其次,从制度定位看,重要数据关涉国家的宏观法益,而非社会成员的个别法益。加之个人、组织合法权益已由《民法典》《个人信息保护法》《反不正当竞争法》等法律所保护,无需制度上叠床架屋。放宽视野看,这一规定与2019年《数据安全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第38条第5项后段“重要数据一般不包括企业生产经营和内部管理信息、个人信息等”一脉相承。不过,该规定着眼于“属性要件”,与《网络数据安全管理条例》立足“风险要件”有着微妙差异。事实上,之所以增加“一般不包括”,就是考虑到在极端情形下,海量个人信息或特殊企业经营数据的汇聚,可能构成重要数据的可能性。因此,就本文开篇提出的问题(3)而言,企业内部经营数据一般是只对组织自身而言重要或敏感的数据,而非对国家安全敏感。但是,如果该等企业身处特殊领域,或者居于关键行业的核心位置,其数据关涉的个别法益就可能上升为宏观法益,从而落入重要数据的范围。
厘清个人、组织合法权益之后,国家安全和公共利益的关系却颇费周章。在并列说、交叉说与包容说等多种观点中,本文依然使用“吸纳”一词以界分两者。在“个体—社会—国家”的螺旋上升中,作为政治构造和拟制人格的国家,发挥着代表、调和个体利益和公共利益冲突的功能,换言之,国家安全将溢出于个人权益和公共利益的法益,以升维方式予以吸纳。一方面,国家安全聚焦于“对国家核心利益和重大利益,特别是国家政权、国家主权、国家统一和领土完整、人民福祉、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安全状态和维护这种状态的安全能力造成危险和威胁”;另一方面,国家安全具有包容性。虽然公共伦理、社会局部秩序、地方经济发展等公共利益不被视为国家安全,但如果随事态发展,与国家安全发生了明确、直接的联系(a clear and direct relationship),产生了向国家安全转化的现实可能性,就可能归入国家安全。
“国家安全”作为唯一危害客体,有着坚实的实证法基础。2020年全国人大法工委在《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数据安全法(草案)〉的说明》中,针对立法背景特别指出:“数据是国家基础性战略资源,没有数据安全就没有国家安全。因此,应当按照总体国家安全观的要求,通过立法加强数据安全保护,提升国家数据安全保障能力,有效应对数据这一非传统领域的国家安全风险与挑战,切实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作为国家安全子领域之一,《数据安全法》系基本法《国家安全法》的特别法。因此,遵循体系解释方法,对“国家安全”的理解应回溯到《国家安全法》第2条,对“重要数据”的把握亦应与《国家安全法》第25条中“实现网络和信息核心技术、关键基础设施和重要领域信息系统及数据的安全可控……维护国家网络空间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的精神一脉相承。职是之故,《网络数据安全管理条例》中的“经济运行、社会稳定、公共健康和安全”不应视为对“公共利益”的列举,而应视为国家安全中“人民福祉、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具体化。详言之,“经济运行”包括国家经济形势、市场宏观秩序、国民经济命脉、核心科技进步和产业生态;“社会稳定”包括社会治安、民生保障、日常生活秩序;“公共健康和安全”包括不特定多数人生命、健康以及重大疾病的预防与监控。为此,仅就重要数据判定而言,本文不同意《数据安全技术—数据分类分级规则》依据危害对象(国家安全或公共利益)设定不同影响程度(如特别严重危害、严重危害、一般危害)的数据级别确定方法,建议一概统一到“危害”。
将重要数据锚定于“国家安全”,不但避免公共利益导致的外延泛化,而且还可以透过体系解释,借用其他法律规范充实其含义。根据历年来全国人大常委会工作报告,我国国家安全法律体系蔚然成型:在反间防谍与反恐维稳方面,有《反间谍法》《国家情报法》《反恐怖主义法》《反有组织犯罪法》;在军事、国防与领土安全方面,有《反分裂国家法》《国防法》《海上交通安全法》《军事设施保护法》《核安全法》;在网络安全与数据治理方面,有《网络安全法》《数据安全法》《密码法》;在生物与公共安全方面,有《生物安全法》《安全生产法》《突发事件应对法》;在涉外法治方面,则包括《对外关系法》《反外国制裁法》《反外国不当域外管辖条例》《出口管制法》《国际刑事司法协助法》《境外非政府组织境内活动管理法》。根据法秩序统一原则,《数据安全法》和其他国家安全法律之间是“合目的的统一”,虽然不同法律的目的体现了各不相同的行为要求,但始终在利益保护层面取得统一。既然所有国家安全法律均以“国家安全”为保护对象,那么在明确《数据安全法》中“国家安全”的含义时,就应当在区分“国家安全问题”和“一般安全问题”的基础上,从已被列入国家安全议程的政治决定出发,首先诉诸我国既有国家安全法律规范,防范任意扩张或限缩,以实现法律的可预期性和安定性。由于每个法律概念都附丽于各自的意义脉络、规范语境和要件构成,它们因其所在的法律而拥有独特的含义。循此,作为《数据安全法》特有的法律概念,“重要数据”的含义固然需要参考其他国家安全法律,但其认定必须依据《数据安全法》作出。就本文开篇提出的问题(4)而言,《反间谍法》下“关系国家安全和利益的数据”并不能直接置换为“重要数据”,后者仍应在《数据安全法》划定的实体与程序双重约束下确定。
2.危害行为:手段非法和目的非法
重要数据识别中的“危害行为”包括“篡改、破坏、泄露或者非法获取、非法利用”。 篡改、破坏、泄露是破坏数据完整性、可用性、保密性的直接违法行为,非法获取、非法利用则指向数据滥用行为,在构成上包含了“行为缺乏法律依据”和“造成危害后果”的双重要素。其中,“非法获取”涵摄数据窃取、越权访问、诱导授权、胁迫取得、未经授权爬取、非法买卖等手段非法情形,“非法利用”强调出于非法目的对数据加工、聚合、挖掘、分析等情形。需要说明的是,与事后追责的法律机制不同,重要数据识别是一种事前预防措施,因而应侧重于前述直接违法行为和手段非法行为的判断,而不是“目的非法行为”。这是因为,由于数据的通用性和可复用性,其利用目的难以穷举。一个记载办公住址、公司名称、上班时间的一般数据,也可能被恐怖分子用作犯罪预备;而若干看似无害的独立数据片段,一旦被汇聚和关联,就可能拼凑出具有高度价值甚至涉密的整体信息,从而对国家安全构成威胁。显然,如果从“坏人”的视角看待数据,任何数据都可能落入重要数据的范畴。当然,这并不意味完全忽略“数据非法利用”,倘若通过获取行为可合理推断后续处理目的违法,或者对特定数据任何处理均可能影响国家安全(即构成“本质性危险”),则应纳入重要数据的考量。以此观之,就本文开篇提出的问题(1)而言,尽管对公开数据的爬取、关联、聚合,可能形成对行业运行、基础设施分布或资源配置等的宏观分析,或反映其他关切国家安全、社会稳定、经济运行和公共健康安全的敏感情况,但在手段不违法的情形下,相关原始数据和衍生数据均不应视为重要数据。当然,这并不意味着公开数据不存在国家安全风险。实际上,各国均从有关个人或组织的免费公共来源中收集各种信息,再通过汇聚多层次、各领域、众源头发布的数据,分析可得出某一领域关键情报,此即“开源情报”(Open Source Intelligence)。对开源情报的规制,可以通过我国《涉外调查管理办法》《外国的组织或者个人来华测绘管理暂行办法》等有关主体资格、经营资质规范来实现。
3.因果关系:可能直接危害
重要数据制度并非消除一切数据风险,而是通过持续的风险识别与管理过程,将损失降低并保持在可接受水平以下。正如英国金融服务局在《合理期待》(Reasonable Expectations)文件所揭示的,“零失误”的安全并不是监管机构的目标,但对于政府监管究竟能实现什么,公众和立法者的期待都需要实事求是的调整。正是由于“数据相对安全观”取代了“数据绝对安全观”,《网络数据安全管理条例》将危害行为和后果之间的关系,由《数据安全技术—数据分类分级规则》的“可能危害”改成了“可能直接危害”,以防止因果链条的不当延伸。其规范内涵是:存在危害行为且在没有其他独立行为的作用下,依事件发展通常过程,导致了危害结果发生。相反,若非法行为导致的风险需经过多层中间环节传导,才有可能触及国家安全,则属间接因果关系,不应纳入规制范围。例如,某数据泄露可能引发某大型企业商业损失和经营困难,由此影响大量员工失业,进而波及社会稳定——这种多重链条下的风险,不应成为重要数据认定的依据。作为面向未来的决定,重要数据识别的本质是风险评估,若对其课以严格的条件关系证明要求,则与风险预防的初衷相背离。因此,“直接危害”前的限定词“可能性”就发挥着调节器的功能。此处的“可能”应按照我国侵权法上“相当因果关系”通说,即“通常能够导致损害”理解。简言之,只要危害后果在专业人员视角下是可预见的,即满足“有可能导致危害”的标准,无需证明该危害在统计意义上具有高度盖然性。同时,可能性的判断以“判断时点附近”为时间基准,以当时可获知的信息和技术条件为依据,不要求对未来技术发展作无限预测,也不以事后发生的结果反推事前的可预见性。实践中,对“因果关系”的分析可通过《数据安全法》第22条下“数据风险评估”开展,为增强评估的科学性,应参考历史上的数据安全经验,以科学证据为基础,通过相应的数据模型和算法计算出风险量度和损失大小。由于数据风险并不是一成不变,除定期的风险评估外,还包括了动态反馈机制和效果评价机制,从而及时回应不断迭代的安全挑战。
(三)小结
属性要件和风险要件在重要数据识别中缺一不可,不仅在正面铸就了重要数据的法治框架,而且从反面圈出了一般数据的界限。然而,该等框架依然非常稀疏,“一定”“特定”“国家安全”等不确定法律概念还留待各方在框架下持续商谈和权衡,由此构成了“法治吸纳政治”的第二阶段。
四、重要数据动态生成的程序建构
重要数据界定的困境,根植于一个长期忽视的本体论预设:重要数据能够被客观发现,立法者和监管者的任务就是打造越发精细的识别工具,发掘具有天然重要性的数据。这一“事实发现论”假说和“唯一正解”的法律观相结合,导致了必然失败的“全面逐一列举路径”。事实上,重要数据毋宁是主观建构的产物,只不过这种建构是在主体间达成的。就此而言,重要数据不是实体,而是始终流动的和“未完成的”(becoming),其含义要通过政治商谈和公共对话来塑造。一旦确立生成论立场,重要数据制度的核心任务就转变为通过何种程序来划定重要数据的边界。换言之,本文第三部分的法律要件必须和程序机制协同运作,方能产生具有正当性与可预期性的结果。
(一)重要数据的程序主义
所谓“程序”,即交涉过程的制度化。“重要数据的程序主义”意指从决定重要数据的内容中适度抽离,而集中在由谁、按照何种手续来作出决定。换言之,其关注的是“关于决定的决定”。其中,“稀薄的程序主义”(thin proceduralism)旨在通过自组织和自生成的机制寻求执行政策的最佳路径,对于法律内容或应由谁来制定法律等规范性问题缺乏关切;“厚重的程序主义”(thick proceduralism)更为强调实质价值以及规制的伦理和政治维度,力图促成受到影响的个体或组织在审慎论辩基础上做出决定。通过将之前被边缘化的非国家主体引入到国家决策过程之中,厚重的程序主义使得更广泛的诉求和观点纳入规制的考量,这增进了国家治理的透明度和正当性。此时,法律不是基于国家规制来直接协调社会活动,而是通过组织非国家主体的有效参与,以确保公共代表性和可问责性。稀薄的程序主义和厚重的程序主义相互补充,共同发挥着克减法律复杂性和降低不确定性的功能。这是因为,从法律诠释学出发,法律是一种阐释性的概念,法律文本含义本就是开放的,它并非从“规范发出者”(norm-sender)到“规范接受者”(norm-receiver)的线性图示,而是发出者、接受者和法律文本的三角关系。恰是藉由各方广泛参与的理性辩论和无人格性的沟通程序,文本含义才逐渐走向封闭,在交谈中被认同,在博弈中确定,并基于有说服力的理据而显现。
重要数据的程序主义应遵循如下原则:(1)参与原则:程序参与者应拥有实质性的“被听取机会”,从而得以陈述意见、提交证据、质询对方、影响决定。它将人从“被决定的客体”还原为“程序的主体”,可谓正当程序之滥觞。(2)透明原则:程序应尽可能公开,协助各方及时获取必要信息,在做出决定的同时附带理由,以供各方检验其真实性和妥当性。(3)科学原则:程序运作应可验证和合乎理性,各方的说理和论证应建立在最佳且可行的科学基础上,禁止专断、神秘或恣意。(4)中立原则:最终权威应居于超然地位,不偏不倚地看待各参与者,将其均视为值得尊重的平等主体。(5)束缚原则:一旦做出决定,即产生程序上的“既定力”与“自我约束”的效力,包括决定者在内的各方均不得随意变更或恣意出入。(6)动态原则:程序并非静态的形式框架,而是开放、迭代、随反馈自我修正的过程。与束缚原则相辅相成,做出的决定并非一劳永逸,而应在实践中反思性调整事实认定并整合价值变迁。上述原则为我们提供了思考框架,藉此省察我国既有的重要数据生成机制。
(二)重要数据生成程序的优化
尽管《数据安全法》已确立了重要数据的目录制原则,但在重要数据概念不确定和数据类型漫漶无边的双重叠加下,被排他性授予目录制定权力的各地区、各部门压力重重,以至于多年始终裹足不前。在此背景下,《网络数据安全管理条例》改弦易辙,从国家机关“自上而下”的目录制定,转换为“自下而上”的目录形成。对数据处理者而言,其负有识别、申报重要数据的法定义务;对相关地区、部门而言,其应当及时确认重要数据范围,并向数据处理者告知或公开发布,否则将无需作为重要数据予以保护;最后由国家数据安全工作协调机制负责各地区、部门的统筹协调。不仅如此,《网络数据安全管理条例》还删除了之前征求意见稿第33条“数据处理者共享、交易、委托处理重要数据的,应当征得设区的市级及以上主管部门同意”的条款,代之以“网络数据处理者自行或委托第三方开展风险评估,并向主管部门报送”的义务。通过“企业识别—政府审核—目录汇总—动态更新”的程序设计,重要数据成为公私多方的共决事务,由国家单方面的控制转变为相互冲突的利益得以调和并采取联合行动的持续过程,从而落实了《数据安全法》第9条所确立的协同共治原则。但这并不意味着重要数据生成程序尽善尽美,透过上述程序主义棱镜,它仍有优化的空间。
1.充实参与原则和透明原则
参与原则要求参与者发挥积极主动精神,有意义地影响参与结果。可在实践中,数据处理者或有意或无意视国家标准和指南中高度细化(但未必正确或全面)的示例为圭臬,逐项对照清单进行勾选,而非基于自身业务场景和数据特征开展独立的风险评估。重要数据识别工作遂演变为机械式映射识别的合规流程,不但削弱了数据处理者作为“第一责任人”的认知优势,还使得参与沦为“合规表演”(compliance theater),大量资源往往被投入到文件记录、审计准备和程序证明等活动之中,新型数据(如AIGC训练数据、边缘计算实时流数据)等真实风险的控制反而被边缘化。不仅如此,参与是一个涵盖陈述、申辩、质证的系统性程序,可在《工业和信息化领域数据安全管理办法(试行)》《自然资源领域数据安全管理办法》《中国人民银行业务领域数据安全管理办法》等规范中,数据处理者的参与被简化为申报和监管机关备案的线性流程,而其间的交涉和沟通均潜藏在非正式,甚至是私人化关系的黑箱中。与传统的具体行政行为不同,重要数据目录制定是影响不特定相对人的抽象行政行为,其树立的执法准绳对其他数据处理者可能造成突袭性的溯及影响,并可能在前后的案件形成不一致以至于影响公平性的结果。因此,如何在个别申请人之外,给予利害关系人公平参与程序的机会,仍是难解问题。复次,虽然相关地方、部门应当“告知或者公开发布”结果,但其往往倾向于选择一对一的告知而非公开,由此导致缺乏统一可查询目录,透明度付之阙如。最后但绝非最不重要的是,在数据多头管理的格局下,数据处理者在不同业务领域中可能同时受到工业、金融或交通等多个行业部门的监管,需要分别向不同部门履行申报或备案义务;并且当数据在不同业务场景中发生融合时,处理者还可能面临“向谁申报、按照何种程序申报”的现实困惑,重要数据识别规则因此碎片化。
面对上述弊端,有必要借鉴欧盟“一站式”监管经验,基于数据处理者的主营业务确定重要数据的主要监管机构,消除九龙治水的痼疾。鉴于重要数据目录攸关处理者的实质义务,不妨参照《行政许可法》的程序设计,赋予处理者陈述权、申辩权,当监管机构将特定数据确认或不确认为重要数据后,企业应有权就认定结论提出异议并请求复核。这不仅是对企业正当程序权利的保障,也是防止认定错误——无论是过度认定还是遗漏认定——的程序性安全阀。为增进程序的透明度,对于重要数据的划定应当说明理由,全面涵盖逻辑正当理由和法律正当理由两个方面,并应在范围、结构、结果、逻辑、价值判断等方面满足法治对说理制度所提出的基本质量要求。最后,为避免数据处理者打钩式合规,在未来的数据分类标准或行业目录中,可以进一步强化法律依据的标注,明确相关判定对应的法律、法规或政策来源,从而在保持制度可操作性的同时,逐步恢复数据处理者对重要数据的实质性主体责任。
2.强化科学原则和中立原则
鉴于重要数据攸关国家安全,尽管对于可能发生的损害性质、因果关系、规模大小、范围及可能性存在相当程度的不确定性,但仍可予以事前规制,此即“风险预防原则”之适用。不过,这绝非是说预防措施可以出于尚未经过科学验证的单纯假设或者纯粹臆测的不确定性。相反,其仍须以某种程度或形式的科学分析为基础,如此方可避免不合理的行政干预,同时,在预防措施采行之后,还应开展后续风险研判,在获取更多证据后予以必要调整。正因如此,科学原则由此嵌入到重要数据程序中。质言之,对重要数据的属性要件和风险要件事实的查明,均应委托第三方专业机构或专家委员会,以独立、客观、透明的科学方法为之。《网络数据安全风险评估办法》针对重要数据的风险评估,允许处理者自行或者委托第三方评估机构开展风险评估,可视为良好的一步。但后续还应建立科学合理的遴选机制、严密精致的利益冲突化解机制、全面系统的公开机制,以确保科学的卓越性和程序的正当性。
科学与政治是永恒的两极。科学原则的强化并不意味着政治性的弱化。由中央国家安全委员会办公室及其领导的国家数据安全工作协调机制来统筹协调各地方、各部分,恰恰有助于以“中性政府”的立场,容纳地方与地方之间、中央和地方之间、部门和部门之间的冲突,防范可能的监管竞次、监管寻租和监管捕获。详言之,《数据安全法》并未明确跨区域、跨行业数据的管辖优先顺序与冲突解决规则,导致权责配置呈现“有授权无协调、有分工无衔接”的制度性缺陷。同时,数据天然的流动特性使得重要数据治理需要整体视角和全域风险识别能力,可部门之间的制度壁垒又在一定程度上迟钝了信息流通与风险感知。在此情形下,国家数据安全工作协调机制凭借着特有的政治层级,可以快速完成跨部门、跨地区协同,以弥补制度、标准和程序的断裂,化解本文开篇问题(5)的困惑。放眼未来,下一步优化的关键在于:如何在保持协调机制权威性的基础上,将日常协调职能制度化和透明化。
3.调和束缚原则和动态原则
程序具有“作茧自缚”的效应,重要数据的程序一旦启动,犹如春蚕吐丝,不仅束缚相对人,亦束缚启动者自身。但在实践中,不论是数据处理者还是监管机构,均不乏机会主义地和工具主义地利用程序。例如,某数据处理者在重要数据申报且被主管部门依法认定后,出于业务经营的需要,再次申请撤回之前的申报,而令人惊讶的是,主管部门按照其申请,将相关数据从重要数据目录中剔出。再如,某数据处理者因可能的违规行为被境外执法部门调查,不愿在信息交换过程中提供相关数据,为此向主管部门申请确认该数据构成重要数据,再以重要数据出境需要安全评估为由拒不提供。针对积弊,当务之急是增强程序的刚性,重要数据目录一经设定,即对各方产生不可选择、不可为便利而规避的约束力。
但必须正视的是,并非所有的共识都能在程序中达成。与法律是预设共识的实践迥异,政治恰恰是预设分歧的实践。尽管法律可以通过受控的法律术语和解释方法来追求稳定、可预测和统一的价值观,但却不可能实质性驯服内在于重要数据政治性的冲突。不惟如是,重要数据不是一成不变的标签。某些数据可能因技术进步(如新型解密技术降低了数据的安全等级)、保护措施(如脱敏而降级)、场景变迁(如从军用转为民用)、用途变化(如从公开数据变为禁止公开)、制度更替(如法律对特定领域监管强度的调整)而改变其重要性。此时,动态原则就显得尤其重要。对于无法达成一致的重要数据认定,可以在程序中悬置,通过不予告知或公开的操作,将其暂时排除在重要数据的范围外;对于静态目录的时滞问题,可以引入动态调整机制,定期全面审查已认定的重要数据:当初认定的理由是否仍然成立?数据的安全环境是否发生了实质性变化?新技术是否改变了数据遭受侵害的风险程度?定期评估的结果应以书面报告形式予以记录,并根据评估结论决定维持、上调或下调数据的保护级别。动态调整的制度化需要回应两个实操问题:(1)调整的举证责任分配。当处理者主张数据因场景变化已不再具备重要数据属性时,基于控制权力与风险负担相匹配的原则,下调认定的举证责任应由处理者(其最了解数据自身特征)承担,上调认定的举证责任应由监管部门承担(其掌握公共安全风险的信息优势)。(2)调整决定的程序保障。认定结论的上调或下调应当经过与初始认定相同或相似的审核程序,不得因调整方向而简化。
(三)小结
一如现代社会的风险是主观建构,重要数据——这一数字风险的重要载体——亦是一种主观建构。而要克服建构过程中的不确定性,就必须将充满分歧的公众舆论、专家意见、政策文件和政治决定均纳入程序之中。程序不是空洞的流程,而是包含了实质性的价值和原则:参与原则和透明原则确保过程正当,科学原则和中立原则确保理性论证,拘束原则和动态的原则确保结果可信,重要数据生成的正当性于兹建构。
结 语
“何为重要数据”这一问题不是本体论的,而是制度论的,它追问的毋宁是“重要数据何为?”从《网络安全法》的概念悬置,到《网络数据安全管理条例》的概念界定,重要数据制度的演进,本质上是在技术、经济与社会遽变的不确定环境下建构重要数据这一不确定概念。本文试图表明:其不确定性并非来自文字,而系于立法者的有意留白,从而给国家安全的决定准备政治形成空间。也正因如此,如何妥当处理政治与法的关系,就成为了前提性作业。立基于“法治吸纳政治”的立场,重要数据一方面被规范的法律解释所划定,另一方面被正当性程序所塑造。就此而言,重要数据是技术宰制、风险蔓延和政治泛化时代中一个具体而微的缩影,而对它的规制,恰是检验数字法治的试金石。
作者简介
许可(1981-),男,安徽阜阳人,法学博士,对外经济贸易大学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数字法学、法律经济学、私法基础理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