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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成果

《政治与法律》:(于同志)利用职务便利的规范解构与裁判逻辑——以受贿罪为中心

于同志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法学院教授、法学博士

摘要:职务便利的实质是行为人的职权或职责对公共事务或公共财物的影响力。由于个罪的保护法益、行为构造存在差别,对刑法不同条款中的利用职务便利要件,需要进行差异化把握。利用职务便利在受贿罪中的内涵最为丰富,对此应当坚持实质判断立场,结合行为人任职单位的性质、职能、所任职务以及法律规定、制度安排、政策影响、实践惯例等具体认定。凡是行为人所任职务能够对他人产生实质制约力的情形,基本上都可以纳入利用职务便利的范畴。利用职务便利是受贿罪成立不可或缺的客观要件,基于该要件在受贿罪的行为构造与保护法益上的特殊意义,加之贯彻从严惩治腐败的政策要求,对于约定型受贿,一般以受贿未遂论处更为合理。

关键词:利用职务便利;受贿罪;制约关系;实行行为;实质判断

目    次

一、问题的提出

二、相关概念及立法概况

三、利用职务便利的体系化理解

四、受贿罪中的利用职务便利

(一)利用职务便利的本质

(二)利用职务便利的司法认定

(三)利用职务便利与利用职权或者地位形成的便利条件的界分

五、利用职务便利要件的规范价值

(一)利用职务便利要件的不可或缺性

(二)利用职务便利要件对犯罪形态的影响


一、问题的提出


职务犯罪是利用职务之便实施或者行为与职务密切相关的一类犯罪。所以,无论是研究职务犯罪还是实际办理案件,如何认定“利用职务便利”都是一个绕不过去的话题。但利用职务便利本身是一个涵摄范围有待廓清的法律用语,容易形成不同的理解;加之,现实中公职人员实际拥有的职权往往会比其法定的职权宽泛,在新型腐败和隐性腐败中职权行使又更为隐蔽化、间接化和复杂化,由此显著增加了实务判断的难度。受贿案件的办理更是如此,不仅经常会产生被调查人或被告人是否利用职务便利的疑问,而且存在是“利用职务上的便利”还是“利用职权或者地位形成的便利条件”的判断难题。因此,2026年4月10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以下简称“两高”)联合发布的《关于办理贪污贿赂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二)》(法释〔2026〕6号,以下简称《解释(二)》)第14条,特别对受贿罪中的“利用职务上的便利”进行解释,提出了司法判断的原则和认定思路,这对推动受贿犯罪案件的依法、准确办理具有重要意义。

然而,也应当看到,司法实践中对利用职务便利要件一直以来存在的理解差异,不仅源于公权力自身运行的复杂性,而且与刑法理论观点的分歧性密切相关。例如,我国刑法学界对利用职务便利要件的内涵、性质及其在受贿犯罪构成中的地位和作用,“历来有不同的解读”,甚至对应否将利用职务便利作为受贿罪的构成要件都存在不同观点,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实务认定。从现行刑法规定看,利用职务便利是受贿罪等诸多职务犯罪罪名成立的必要构成要件,对其内涵、性质和功能等如不能准确把握,将可能导致在处理罪与非罪这一根本问题上出现偏差。同时,在受贿罪的行为构造中,利用职务便利为他人谋取利益是法定的客观构成要件,并直接对该罪保护法益产生重要影响,不仅是判断犯罪成立与否的重要指标,而且是认定犯罪过程形态的重要依据。如果对其不能完整地理解,还会制约受贿犯罪既未遂的精准判定,进而造成量刑失衡。鉴于此,有必要结合最新司法解释规定,从理论上对利用职务便利要件进行再研究,进一步明确其实质内涵和司法认定的具体标准,并厘清其在犯罪论上对罪名成立和犯罪形态认定的规范价值,以有效化解理论争议和实务难题。


二、相关概念及立法概况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以下简称《刑法》)在对相关职务犯罪罪名的规定中,分别使用了“利用职务上的便利”“利用职务便利”“利用职权”“利用职务”的不同表述。其中,“利用职务上的便利”的表述在刑法分则条款中使用得最多,涉及第163条“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第171条“金融工作人员以假币换取货币罪”、第382条“贪污罪”、第385条“受贿罪”等8个罪名。“利用职务便利”的表述出现在第165条“非法经营同类营业罪”、第166条“为亲友非法牟利罪”等3个罪名中。“利用职权”的表述则被运用于《刑法》第259条“破坏军婚罪”、第307条之一“虚假诉讼罪”等3个罪名中。此外,在第416条“阻碍解救被拐卖、绑架妇女、儿童罪”中还使用了“利用职务”的表述。梳理上述规定,除了第177条之一第3款(妨害信用卡管理罪)、第238条第4款(非法拘禁罪)等,将“利用职务上的便利”“利用职权”等作为法定从重处罚的量刑情节外,其他条款大都将利用职务便利作为犯罪成立的必要构成要件。

值得注意的是,除了对利用职务便利要件进行明文规定外,我国刑法对一些职务犯罪的罪名采取了隐含的处理方式,虽然在罪状描述中未明确使用利用职务便利的相关表述,但鉴于职务或职务便利对相关犯罪实施及成立的特殊意义,在理解和适用该罪名时往往需要把是否利用职务便利作为认定犯罪的重要考量因素。在这里,职务便利要素被视为一个“隐性存在的情节”。例如,《刑法》第247条关于刑讯逼供罪和暴力取证罪的规定是“司法工作人员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实行刑讯逼供或者使用暴力逼取证人证言的,……”该法条中并没有明文规定利用职务便利要件,但实际上隐含了这一要件。此外,《刑法》第387条“单位受贿罪”,以及分则第九章渎职罪中规定的“徇私枉法罪”“徇私舞弊不移交刑事案件罪”“非法批准征收、征用、占用土地罪”“商检徇私舞弊罪”“办理偷越国(边)境人员出入境证件罪”“帮助犯罪分子逃避处罚罪”等等,均属于此类隐性规定情形。在实践中理解和适用这些罪名,均需要关注行为人利用职务便利的实际履职情况。


三、利用职务便利的体系化理解


利用职务便利的相关表述之间是否存在差异性,从语言学和一般理解的角度,“利用职务上的便利”和“利用职务便利”的字面含义似无不同,“职权”和“职务”是一体两面的关系,对两者也可以作同一理解。但“利用职务便利”和“利用职务上的便利”因为“便利”用语的存在,其涵摄范围似乎要大于“利用职权”和“利用职务”,也有学者撰文对此进行了具体解析论证。但从司法解释规定看,对相关概念的使用并未刻意区分。例如,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渎职侵权犯罪案件立案标准的规定》(高检发释字〔2006〕2号)第32条关于阻碍解救被拐卖、绑架妇女、儿童案立案标准的规定中,分别使用了“利用职权”“利用职务上的便利”“利用职务”这三种表述,该司法文件实际上把刑法规定的“利用职务”要件解释为包含“利用职务上的便利”和“利用职权”。换言之,司法解释对这些概念给出了同一理解和认定。

有鉴于此,一些学者积极对利用职务便利进行体系化解释,或者从犯罪行为本质出发尝试提出统一性的解释方案,或者梳理归纳各罪的利用职务便利要件进行类型化诠释,等等。但因为个罪的复杂性,对利用职务便利给出具有广泛适用性的统一解释并不容易,也未必符合刑法正义观的要求,近来学者更多基于个别化理解来诠释利用职务便利。例如,有学者撰文详细解读了职务侵占罪、贪污罪、挪用公款罪和受贿罪中的“利用职务上的便利”的含义,认为“对不同法条中的同一用语作相同解释,不是体系解释的要求;不同犯罪中的‘利用职务上的便利’的含义并不相同”。笔者认为,准确理解利用职务便利的相关表述,可以考虑从两个层面把握:一是刑法的一般规定层面,二是个罪的理解适用层面。在刑法的一般规定层面,对几个概念的字面含义进行同一理解似无不可,有时刑法在不同语境下采取差异性表述,可能只是用语习惯而已。但在个罪的理解适用层面,基于各自保护法益和行为构造的差别,相关概念在个罪中的内涵和外延会有所不同,故对其有必要进行差异化解释。

在公法意义上,职务一般是指组织为了有效运行而赋予特定主体的职权或职责,职务便利是指担任特定职务所带来的便利条件、机会或资源等,它集中体现了职权或职责的影响力。该影响力指向的对象通常是公共事务或者公共财物。所以,职务便利的实质就是特定职权或职责对公共事务或者公共财物的影响力。就职务犯罪而言,利用职务便利有的主要指向公共事务,例如受贿罪;有的侧重于公共财物,例如贪污罪、挪用公款罪。显然,在有关职务犯罪罪名中,仅就具体指向而言,利用职务便利就存在差异性。此外,在影响力作用的场景、条件和方式等方面,各罪之间也有很大不同。这种不同既体现在非法经营同类营业罪、金融工作人员以假币换取货币罪等经济犯罪罪名与贪污罪、挪用公款罪等贪污贿赂犯罪罪名之间,亦在同属贪污贿赂犯罪的贪污罪与受贿罪之间表现出差异性。

与贪污罪相比,受贿罪中“职务便利”的范围更为广泛,“包括过去与将来的职务、抽象的或一般的职务、正当的与滥用的职务等等”,且利用的方式、手段等亦更为灵活多样。正是考虑到该差异性,最高人民检察院在其印发的《关于人民检察院直接受理立案侦查案件中立案标准的规定(试行)》(高检发研字〔1999〕10号,以下简称《立案标准规定》)中,对贪污罪和受贿罪中的“利用职务上的便利”分别予以不同界定。笔者理解,两者之所以存在差异,根本在于各自保护法益的不同。“贪污罪属于侵犯双重法益的犯罪,涉及对财产法益的保护,其中的‘利用职务上的便利’,必然限于与财物相关的职务便利。”换言之,这里的职务便利主要围绕对公共财物的控制、支配关系而展开。而受贿罪保护的法益是职权或职务行为的不可交易性,受贿行为的本质是权钱交易,即通过职务便利获取财物,通常情况下,只要财物的取得与行为人的职权或职务行为存在直接关联性,即可满足“利用职务上的便利”的成立条件,故其内涵与外延更为丰富、宽泛。

概言之,对于我国刑法分则中不同条款规定的利用职务便利要件,在理解与适用时,应坚持运用辩证的观点看问题,要认识到其作为职务犯罪所具有的职务关联性的共性特征,更要认识到基于保护法益、行为构造等方面的差别对个罪认定带来的较大影响,对不同条款中的利用职务便利要件,适当进行差异化把握,以最大程度地符合刑法正义观的要求。


四、受贿罪中的利用职务便利


(一)利用职务便利的本质

根据现行刑法规定,利用职务便利是受贿罪的客观构成要件之一。但对该要件如何理解,理论及实务上均存在不同认识。从立法沿革看,1952年《惩治贪污条例》规定的受贿犯罪,并没有设置利用职务便利的要件。1979年《刑法》第185条规定,受贿罪是指“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收受贿赂”。自此,利用职务便利成为受贿罪的法定构成要件。虽然1982年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严惩严重破坏经济的罪犯的决定》第1条第2项将1979年《刑法》规定的受贿罪条款修改为“国家工作人员索取、收受贿赂的,比照刑法第一百五十五条贪污罪论处”,从表述上取消了“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但1985年“两高”《关于当前办理经济犯罪案件应用法律的若干问题的解答(试行)》仍明确指出,“利用职务上的便利,是构成受贿罪的不可缺少的要件”。1989年“两高”印发的《关于执行〈关于惩治贪污罪贿赂罪的补充规定〉若干问题的解答》(以下简称《〈补充规定〉解答》)还对该要件进行了具体解释:“受贿罪中‘利用职务上的便利’,是指利用职权或者与职务有关的便利条件。‘职权’是指本人职务范围内的权力。‘与职务有关’,是指虽然不是直接利用本人职权,而是利用本人职权或地位形成的便利条件。”该司法解释将利用“与职务有关的便利条件”作为利用职务便利的表现形式,显然扩大了该要件的适用范围。之后,在1997年《刑法》中将“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作为受贿罪的客观构成要件。

借鉴《〈补充规定〉解答》的规定,1999年颁行的《立案标准规定》对“利用职务上的便利”的解释,认为其系指利用本人职务范围内的权力,即自己职务上主管、负责或者承办某项公共事务的职权及其所形成的便利条件。这一界定实际上明确了职务便利的三种基本情形或者说三个具体层次:一是主管,二是负责,三是承办,它们共同体现了职权或职责的影响力。如前所述,该职权或职责的影响力针对的是公共事务或者公共财物。就受贿罪而言,主要是指向公共事务。也就是说,受贿罪中的职务便利之实质是行为人的职权或职责对公共事务的影响力。《立案标准规定》将其细化为对公共事务的主管、负责和承办,这是一种更为鲜明、强烈的直接影响,有的学者甚至将之界定为“对公共事务的控制”。从实际看,一些受贿行为人的职务确实使其拥有了对某些公共事务的直接控制力,但更多时候,这种对公共事务的影响和控制呈现出一定的间接性,需要通过与其有职务上的隶属、制约关系的其他国家工作人员来实施与实现。所以,《立案标准规定》在“职权”之外还引入了“职权形成的便利条件”的概念,相对于“主管、负责和承办”的职权对公共事务的直接影响而言,“职权形成的便利条件”对公共事务的影响力可能没有那么直接、强烈,但其仍属于本人职务范围内的权力范畴,仍可以对公共事务产生实质影响,并使得行为人借此通过权钱交易的方式获取财产性利益,从而具备成立受贿罪的行为基础。

虽然“职权形成的便利条件”是一个含义具有不确定性的概念,但显示了最高司法机关的立场和态度。众所周知,关于“职务”的理解,我国刑法理论界曾有“法定职权说”和“实际职权说”的争论。前者认为,利用职务便利中的“职务”是由法律、法规或规章明确规定的,不能随意解释,此观点在当前的职务犯罪案件中仍为一些被告人和辩护律师所主张。后者认为,因为现实中党政干部实际拥有的职权往往要比法定的职权范围大得多,所以对职务应宽泛理解,超出法定职权的实际权力也属于职务范围。从我国政治生活的实际运行情况看,基于各种历史和现实的原因,政府机构、部门之间职责交叉、边界不清的现象一直存在,一些行政事项可能涉及多个职能部门,同时还存在不少专门性、非常设性的综合协调机构、专项工作小组、联席会议机制等,国家工作人员特别是党政机关领导干部实际拥有的权力,往往要比法律或有关职责分工文件赋予其“主管、负责、承办”公共事务的权力更为宽泛,且行使方式也更加灵活,这就是所谓的实际职权。从严密刑事法网、有效惩治腐败的角度,显然不能将“职务”仅限定于法定职权范畴,而应当同时延伸到实际职权,“只要国家工作人员的法定或实际职权可以对请托人的请托事项具有拘束力,帮助该事项的实现,就可以认定为其具有职务上的便利”。按笔者的理解,上述司法解释引入“职权形成的便利条件”概念,明显拓展了职务便利的范围,这里的便利条件,实质上就是法定职权之外的自身权力的影响力,司法解释事实上采取了“实际职权说”的立场。正如有学者所言,“法令规定不可能穷尽所有权限,那么,只要根据合理的解释,能认定是属于该公务员权限的职务即可”。“实际职权说”立足于我国现实国情与权力运行现状,将职权界定为“一般的、抽象的职务权限”,对利用职务便利给出了更为宽泛的理解。

(二)利用职务便利的司法认定

司法解释和实践虽然支持“实际职权说”,但因为该论未能充分揭示实际职权的运行机理、方式等本体内容,“导致‘实际职权’自身的概念过于笼统和抽象”,不利于实务把握。所以,一些学者从细化、完善的角度陆续提出了“职务关联说”“职务控制说”“公权力实质影响说”等观点。“职务关联说”认为,只要国家工作人员所索取或者收受的财物与其职务行为有关,就可以认定为利用职务便利。“职务控制说”认为,行为人基于职务所具有的控制能力必须能够支配或者实际影响公共财物和公共事务,才可能被评价为刑法意义上的“职务便利”。“公权力实质影响说”则认为,利用职务便利本质上是对公权力产生实质影响,如果行为人能够对本人职务上的公权力或其他国家工作人员职务上的公权力产生实质性影响,则属于利用职务便利。笔者认为,“职务关联说”“职务控制说”“公权力实质影响说”等从理论上对利用职务便利进行具体阐释,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实际职权说”边界不好掌握的缺陷,均具有启发意义或借鉴价值。但“实际职权说”本身并不存在根本性缺陷,其问题主要是如何准确把握入罪处理的职权范围,既要避免惩治腐败不力,也要防止刑事打击范围过宽。有鉴于此,从法律理解与适用的角度,更宜从现行司法解释规定中寻求更为妥切的解决答案。

最高人民法院印发的《全国法院审理经济犯罪案件工作座谈会纪要》(法〔2003〕167号,以下简称《座谈会纪要》)对“利用职务上的便利”进行了解释,规定了两种具体情形:一是利用职权本身的便利,即利用自身对公共事务直接主管、管理或经手的权力,也即直接利用职权;二是利用职权的派生权力,即利用特定职权或职责对他人形成的隶属、制约关系。目前无论是刑法理论还是司法实践对第一种情形基本不持异议,争议主要针对第二种情形。前述的“职务关联说”“职务控制说”“公权力实质影响说”等,也主要是围绕第二种情形展开。而对第二种情形判断的核心在于国家工作人员能否对利用对象形成“隶属、制约关系”。这里的隶属关系不同于本人职权范围内或直接影响下的隶属关系,实际是指本人职权自然延伸的情形,既可以体现为一个组织或区域内的隶属关系,也可以体现为上下级机构工作人员之间的隶属关系。这里的制约关系是指国家工作人员的职权对其他国家工作人员的职权行使具有的影响力和制约力。相对于隶属关系而言,制约关系的影响力更为弱化,但其具体形态和方式也更为多样化,既可能是横向制约也可能是纵向制约,既可能是特定事项的具体制约,也可能是一般意义上的抽象制约等。结合第一种情形,整体来看受贿罪中国家工作人员具有的“职务上的隶属、制约关系”,显然已经远远超出“主管关系”或者“直接上下级关系”的范畴。

然而,在实践中,一些办案人员理解“职务上的隶属、制约关系”时,有时会将其限定于“主管关系”或者“直接上下级关系”,从而导致将实际上具有制约力的关系排除在外。有时仅从形式上进行职位或职级比较,进而判断是否存在职务上的隶属、制约关系,由此忽视了实质上的隶属、制约关系。有时抱持非此即彼的思维,认为有隶属、制约关系的为普通受贿,无隶属、制约关系的为斡旋受贿或不构成犯罪。但现实中的大量隶属、制约关系并非以典型状态呈现,经常介于似有似无之间,既具有职务上的影响力,又未达到强制性的支配程度,简单地判断容易不得要领、出现认定偏差,此情况在隐蔽性强的新型腐败和隐性腐败案件中尤为突出。此外,贿赂犯罪事实的查明对言词证据的依赖度高,但行贿受贿双方基于自身利益考虑,有时供述含糊、笼统,据此往往难以确定具体利用了哪一个环节或哪一层关系的职权;等等。这些现实问题,明显制约了贿赂犯罪案件的办理。

因此,《解释(二)》第14条借鉴《座谈会纪要》的规定,将“职务上的隶属、制约关系”作为认定利用职务便利的依据,强调“国家工作人员通过职务上有隶属、制约关系的其他国家工作人员为请托人谋取利益,应当认定为‘利用职务上的便利’。职务上的隶属、制约关系,不限于主管关系,也不限于直接上下级关系,应当结合国家工作人员任职单位的性质、职能、所任职务以及法律规定、制度安排、政策影响、实践惯例等具体认定”。从司法解释规定的内容看,认定利用职务便利,不是简单地看行为人的职位或职级,而是要立足于权力运行逻辑,进行实质化的分析判断。这一认定思路事实上对利用职务便利要件的含义给出了扩张性的解释,体现了对“实际职权说”的持续贯彻与坚守。从实际来看,当前新型、隐性受贿案件增多,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便利,为请托人谋取利益时,往往借助民事行为、市场交易活动来掩饰,权力因素与市场因素交织,职权运用越发隐蔽化、间接化和复杂化。所以,对利用职务便利的司法判断,显然不能局限于形式判断,而应当积极运用穿透性思维,善于从案件的实质方面进行把握。同时,从严密刑事法网、有效惩治腐败的角度,亦应考虑现实中公共权力运用的灵活性和广泛影响性,适当拓展利用职务便利要件的适用范围。笔者现结合司法实际,尝试从理论上对这一司法解释规定进行阐释。

1.国家工作人员任职单位的性质、职能、所任职务

这是判断行为人的职务能否对其他国家工作人员形成隶属、制约关系的关键因素。所谓的实际职权说,也主要是基于行为人任职单位及其所任职务的具体情况展开的。下面以张某受贿案为例进行讨论:某房地产公司为解决资金困难,找到时任某市委组织部干部监督处干部的张某帮忙,承诺支付“居间费”。张某遂向时任某市某银行党委书记、董事长袁某(市管干部)打招呼,帮助某房地产公司获批人民币3亿元的贷款。之后,某房地产公司按照承诺,向张某指定的银行账户转账3422.4万元。对于被告人的行为性质,一审法院没有认定其“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二审法院则依法纠正。二审的裁判理由是,张某所任职的组织部主要负责考核市委管理的领导班子,提出调整、配备意见和建议,会同有关部门对市委管理的领导班子特别是一把手进行监督等。张某虽在职级上低于其打招呼的袁某,但其作为市委组织部干部监督处工作人员,负有对袁某等市管干部的监督职责,能够对袁某职权的行使产生影响,故张某在本案中属于利用职务便利受贿。二审裁判没有局限于双方的职级以及形式上的职务关系,而是结合被告人任职单位的性质、职能、所任职务进行综合判断,从而揭示出了被告人与袁某之间的制约关系。事实上,被告人向袁某打招呼后,袁某出于“不敢得罪”的心理,利用自身职权为某房地产公司审批、发放了贷款,即体现了被告人对其职务行为的制约力。

2.法律规定

这是指把国家法律法规的相关规定作为认定职务上的隶属、制约关系的重要依据。例如,《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组织法》第83条第2款规定:“自治州、县、自治县、市、市辖区的人民政府的各工作部门受人民政府统一领导,并且依照法律或者行政法规的规定受上级人民政府主管部门的业务指导或者领导。”据此,上级人民政府主管部门的工作人员可以对自治州、县、自治县、市、市辖区的人民政府的工作部门的国家工作人员形成制约关系。再如,《审计法》对被审计单位应接受审计机关的审计监督进行规定,根据该法律规定,审计工作人员在相关审计事项上可以形成对被审计单位及其工作人员的制约关系。基于公法中的职权法定原则,在认定职务上的隶属、制约关系时应首先考虑有没有对应的法律规定,从而把法律规定作为认定职务上的隶属、制约关系的首要依据。

3.制度安排

这是指基于我国国情而作出的制度安排客观上形成了职务上的制约关系。例如,国税、海关、证券、烟草、邮政等垂直管理机构通常会不同程度地受到派驻地党政机关的制约。再如,一票否决、巡查巡视、信访考核等制度安排在相关领域、事项上,使得一些参与人员对其他国家工作人员具有一定的制约关系。这些制度安排所形成的制约关系并非基于法律规定,而是通过特定的工作机制、考核机制、协调机制等公权力的实际运行机制得以实现。比如,考核制度能够赋予考核部门对被考核单位以实质性的施压能力;联席会议制度可使牵头单位对成员单位拥有协调权限;领导小组机制则使非分管领导通过担任组长、副组长等角色,获得对特定领域工作、事项的统筹权力,等等。这些制度安排让相关人员“虽无‘领导’之名,却有‘制约’之实”。

4.政策影响

这是指把国家的政策作为认定职务上的隶属、制约关系的重要考量因素。例如,从事脱贫攻坚、扫黑除恶、环境治理等监察督导工作的人员,虽然没有日常的行政分管或主管职权,双方之间不是上下级关系,但在政策执行期间,这些人员可以行使特定政策赋予的监督检查、协调推动、问责建议等权责,从而形成了对被督导单位相关人员的实际制约关系。一旦政策终止,该职务上的制约关系即告消灭,但在政策有效期内,可以从政策影响的角度认定存在该制约关系。例如,近年来查处的个别扫黑除恶督导组工作人员利用督导职权受贿的刑事案件,其中的利用职务便利即属此情形。

5.实践惯例

这是指在国家权力运作过程中依据惯例实际形成的制约关系。例如,一些党政机关主要领导退休前被组织安排到人大、政协系统任职,虽然不再分管具体行政事务,但作为现任的省市级领导,其对曾经分管领域的人员或下属仍现实存在一定的职务制约关系。再如,纪检监察、组织人事、财政、审计等部门的工作人员,基于相关单位的实际影响力,容易形成对其他部门及其工作人员的事实上的制约关系。实践惯例下的制约关系,虽然没有法律、政策以及制度作为依据,却是客观存在、稳定运行的一种制约形态,也是公共权力在长期运行过程中沉淀下来的实践权威,这是在我国特定国情下认定利用职务便利不容忽视的重要因素。

《解释(二)》第14条在“国家工作人员任职单位的性质、职能、所任职务”之外,同时将法律规定、制度安排、政策影响、实践惯例等作为判断维度,表明新司法解释更加重视从权力实际运行逻辑的角度来判断行为人是否利用职务便利,而不是仅仅局限于职位、职级等形式要件。行为人具有何种职务固然重要,但更重要的是其职务能否产生实质性的制约力,这就要求司法认定应善于透过现象看本质,穿透行为的表象,精准把握受贿犯罪的实质,该认定规则对准确识别新型腐败和隐性腐败具有重要指导意义。党的二十大报告强调“惩治新型腐败和隐性腐败”,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 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要求“丰富防治新型腐败和隐性腐败的有效办法”,其中的重要举措是“提高反腐败穿透力”。《解释(二)》提出从实质制约力的角度来判断行为人是否利用职务便利,则“为司法精准惩治新型腐败和隐性腐败提供了具有可操作性的刑法适用方案”。

值得提及的是,《解释(二)》在阐释“利用职务上的便利”时,认为“国家工作人员通过职务上有隶属、制约关系的其他国家工作人员为请托人谋取利益”即可构成,并未限定“其他国家工作人员”必须利用职权。《座谈会纪要》则要求“利用职务上有隶属、制约关系的其他国家工作人员的职权”。从实际看,其他国家工作人员为请托人谋取利益通常包括三种具体情形:一是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二是利用职权或地位形成的便利条件;三是利用非职务行为,如亲属、朋友等私人关系。对被打招呼的其他国家工作人员未利用职权而是动用私人关系为请托人谋取利益的情形,能否认定行为人利用职务便利,理论上存在认识分歧。《解释(二)》对此未加以限定,则意味着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有隶属、制约关系的其他国家工作人员为请托人谋取利益,无需后者利用职权。原因在于,“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有隶属、制约关系的其他国家工作人员为请托人谋取利益,该国家工作人员已经利用自己的职权,具有独立评价的法律意义,至于有隶属、制约关系的其他国家工作人员是利用职权还是利用私人关系为请托人谋利,不影响‘利用职务上的便利’的认定”。这一规范设置,进一步严密了惩治腐败的刑事法网,且使刑事处罚的打击更为聚焦。

如果按照上述思路,实际上被利用的对象即便不是国家工作人员亦不必然影响利用职务便利的认定。例如,某开发区管委会主任王某,受他人请托,向开发区内其招商引资来的某企业负责人张某打招呼,帮助请托人从张某处承接某工程项目的附属工程,为此收受了请托人给予的财物。如果仅从形式上审查,张某并非国家工作人员,与王某之间没有职务上的隶属、制约关系,可能无法入罪处理。但事实上,张某系王某的管理服务对象,王某的职务能够对其形成一定的制约关系,王某向张某打招呼,显然是利用了职务影响力。笔者认为,所谓通过本人职权范围内的管理服务对象为请托人谋利,其实就是利用自身职务便利的体现,“通过有制约关系的非国家工作人员的行为为请托人谋利并收受财物,与‘利用职务上有制约关系的其他国家工作人员的职权’无本质区别”。由于被利用对象不是国家工作人员,无法认定为“通过职务上有隶属、制约关系的其他国家工作人员为请托人谋取利益”,但此情形基本可归属于“利用本人职务上主管、负责、承办某项公共事务的职权”,也即“直接利用职权”。当然,基于受贿罪的权钱交易实质,对利用非国家工作人员影响力谋利的情形入罪处理,原则上应持更为审慎的态度,相关谋利事项通常应系“国家工作人员职权的直接或自然延伸”,这样才能够体现出对公权力的利用。

(三)利用职务便利与利用职权或者地位形成的便利条件的界分

从立法沿革看,1979年《刑法》对“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与“利用职权或者地位形成的便利条件”是没有区分的。该法第185条将受贿罪的罪状概括表述为:“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收受贿赂”。根据“两高”《〈补充规定〉解答》的规定,其中的“利用职务上的便利”涵盖了“利用职权或者地位形成的便利条件”,两者之间是一种包容关系,而非并列关系。1997年《刑法》修改时基于刑事政策、腐败治理策略等方面的考虑,用两个独立条文对二者进行了区分规定,受贿罪据此分出普通受贿和斡旋受贿两种类型,后者同时以“为请托人谋取不正当利益”为必要构成要件。如何区分普通受贿中的“利用职务上的便利”和斡旋受贿中的“利用本人职权或者地位形成的便利条件”,一直以来都是刑法理论争点和刑事实务难点。在案涉利益不能确定为“不正当”的情况下,如果国家工作人员利用的是“本人职权或者地位形成的便利条件”而非“职务上的便利”,即便存在权钱交易行为,也不能对其以受贿罪定罪处罚。所以,准确区分“利用职务上的便利”和“利用职权或者地位形成的便利条件”,对于严密刑事法网、避免处罚疏漏具有重要价值。为此,《座谈会纪要》专门对两者分别进行了解释性规定。从其规定内容看,两者区分的关键在于国家工作人员与利用对象之间有没有职务上的隶属、制约关系,如果存在隶属、制约关系,则一般认定为“利用职务上的便利”;反之,可考虑认定为“利用本人职权或者地位形成的便利条件”。由此,问题又回到了“职务上的隶属、制约关系”的认定。可见,厘清其内涵与外延,对于全面准确地理解和适用受贿罪,意义十分重大,这也是《解释(二)》就此专门进行解释的重要原因。

考虑到我国社会现实情况,判断是否存在“职务上的隶属、制约关系”,一方面,要坚持实质判断立场,避免形式化理解;另一方面,从有效防范和惩治腐败的角度出发,对符合权钱交易本质的行为,可以运用刑法扩张解释方法,适当拓展“职务上的隶属、制约关系”的涵摄范围,以避免放纵犯罪。概言之,凡是国家工作人员的职权或者职务行为能够对其他国家工作人员产生实质约束力的,通常均可纳入“职务上的隶属、制约关系”的范畴,依法以普通受贿论处。笔者理解,这也是坚持“实际职权说”立场的《解释(二)》试图传递给社会公众的规范意旨。下文结合典型受贿案件的裁判进一步探讨。

案例1:许某在担任某副省级市的市委副书记、市长期间,向某中央直属企业负责人傅某打招呼,帮助请托人调入该企业工作,并收受请托人的钱款。

案例2:莫某在担任中央纪委国家监委驻国家某部委纪检组组长期间,给某银行某省分行行长打招呼,为请托人获得银行贷款提供帮助,并收受请托人的财物。

案例3:陈某在担任某省政府副秘书长期间,向该省某地级市市长董某打招呼,为请托人在该市开发的项目推进提供帮助,并收受请托人的财物。

案例4:王某在担任某地级市市长期间,应该市某公司负责人魏某请托,带领魏某等人到该省某银行行长卢某的办公室拜访,协调卢某帮助魏某的公司争取贷款,后王某收受魏某所送财物。

案例5:李某担任某省D市市委书记期间,承诺为请托人周某在A市的企业经营事项提供帮助。后李某调任该省F市市委书记,通过其原在D市的下属、时任D市副市长江某帮助周某办理了相关事项,并收受周某的财物。

这些案例中的被告人均被审理法院认定为“利用职务上的便利”受贿,如此认定都是从实际出发、坚持穿透性审查和实质判断的结果。案例1中的许某与某企业负责人傅某之间虽然没有直接的领导、管理或者制约关系,且两人均为副省部级领导干部,但傅某任职的央企在许某担任市长的城市设有多家分支机构,这些企业的行政许可、审批事项等均需要经过该地市政府及其职能部门的审查批准,企业经营、发展也离不开该地市委、市政府的支持,故可以认定许某对傅某具有职务上的制约力。案例2中的莫某与某银行某省分行行长之间虽然没有直接的职务隶属关系,但莫某担任党组成员、纪检组组长的国家某部委对某银行具有一定管理职责,某银行总行与分行之间又是管理与被管理关系,从而莫某的职务可以形成对该分行行长的实际制约关系。案例3中的陈某担任省政府副秘书长,与辖区地级市市长董某虽然同属于正厅级干部,但其作为省政府副秘书长,与地级市相比,属于上级机关的领导,基于上级领导机关的地位可以形成对下级单位及董某的制约力。案例4中的王某虽然与某银行行长卢某之间没有隶属、制约关系,且某银行也不设在王某任职的城市,不存在银行日常经营、管理要受到当地政府制约的情形,但考虑王某出面的主要作用是向银行表明市政府对魏某公司的重视,证明市政府对魏某公司的信心,从而有利于魏某公司从银行获得贷款,从这个角度考虑,王某实际是代表政府出面,起作用的仍然是其作为市长的职务,故本案可认定其直接利用作为市长对公共事务的主管、负责等职务便利受贿。案例5中的李某在实施、实现谋利事项时,对其所利用的江某已不具有职务上的隶属、制约关系,但李某在承诺为他人谋利时作为D市市委书记对于相关请托事项具有职务上的便利,之后的实施、实现行为可视为对此前行为的延续,故可将该谋利行为整体评价为“利用职务上的便利”。

上述案例表明,司法裁判认定职务上的隶属、制约关系,要善于透过现象看本质,综合考虑行为人任职单位的性质、职能、所任职务以及法律规定、制度安排、政策影响、实践惯例等因素,穿透式考察、判断行为人职务的实质制约力;同时,为严密刑事制裁体系、依法从严惩治腐败,可以适当拓展“利用职务上的便利”(普通受贿)的适用范围,以与公共权力运用的灵活性和广泛影响性的现状相适应,避免造成刑事处罚的疏漏,放纵腐败犯罪。


五、利用职务便利要件的规范价值


(一)利用职务便利要件的不可或缺性

受贿罪的实质是权钱交易,即利用公职谋取私利,将国家和人民赋予的公权力当作交换的筹码,换取贿赂物,满足个人私欲。如果抛开利用职务便利这一要素,显然不能揭示出受贿罪的本质。这也是我国刑法将利用职务便利作为受贿罪的客观构成要素的重要原因。利用职务便利要件“反映了受贿出卖权力的本质”,实际上也限制了受贿罪的处罚范围,“这一限制是必要的,如果没有这一限制,则可能造成受贿罪的处罚范围无限扩张。”

近年来,我国刑法理论界有一种观点提出,从严惩腐败行为、节约办案资源的角度,应当借鉴一些国家或地区的做法,在界定受贿罪时淡化利用职务便利要素,甚至提出应取消利用职务便利要件,将受贿罪由职务犯罪变更为纯正身份犯,使其只与身份有关,而与职务无关,只要国家工作人员收受财物便构成受贿罪,不考虑其是否利用职务便利,以及是否为他人谋取利益。在实践中,个别受贿案件的办理也有不重视证明行为人是否具有利用职务便利因素的倾向,只关注国家工作人员是否谋财获利,而忽视财物的取得与其职务之间的关联性。

诚然,这样的观点和做法有利于减轻办案的证明责任,便于惩处职务违法犯罪,但其缺陷也是显而易见的。一是不符合我国刑法规定,容易造成刑事打击面的不当扩大,并在一定程度上可能会模糊职务犯罪与普通财产犯罪的界限。二是不符合党和国家反腐败斗争策略。党的十八大后,党中央提出要坚持惩前毖后、治病救人方针,深化运用监督执纪“四种形态”,一体推进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并在《中国共产党章程》和《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条例》中对此明确规定。刑事处罚不是应对腐败的唯一手段,除此之外还有内涵更为丰富、处置更为严密的党纪处分和政务处分措施等,对国家的反腐败斗争政策和策略应当完整理解和准确执行,“坚持实事求是、毋枉毋纵”,“避免适用不当、尺度不准、畸轻畸重等现象”。一旦对行为人以刑事犯罪处理,应当遵循罪刑法定原则,严格依照刑法规定认定和处罚。三是不利于案件准确办理。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财产关系越来越复杂,财物的形态越来越多样化,这也为新型腐败和隐性腐败提供了有利条件。从实践看,“很多新型腐败之‘新’,就在于其‘隐’,与传统直接、单一、简单的腐败形式相比,呈现出更多的伪装性、隐蔽性”。其中,利用职务便利的方式更为间接化,往往通过民事行为、市场交易活动来掩饰,故意将权钱的关联性割裂,由此造成案件发现难、取证难和定性难。如前所述,受贿犯罪实质上就是利用公职谋取私利的行为,存在权钱交易,这是判断行为性质的关键。如果不关注行为人对职权的行使情况,不重视考察行为人获利与职务的关系,不从权钱交易的角度来认识和评定,就容易在办案思路上误入歧途,不得要领,无法对案件准确认定。

即便在索贿型受贿中,利用职务便利也仍是不可或缺的客观要件。诚如有学者所言,索贿与受贿一样,都是利用职权谋取私利,“其特点在于货币与权力的交易,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讲,才把收受的财物称为贿赂”。索贿虽然不要求国家工作人员具体实施谋利行为,但国家工作人员之所以可以向请托人索要财物,通常是因为请托人有求于其职务行为,该财物是作为其职务的对价而存在的。对于请托人来说,其交付国家工作人员财物也是基于国家工作人员的职务行为。所以,利用职务便利仍是判断行为性质的关键环节之一。如果国家工作人员仅仅基于“身份”而非职务向他人索要财物,其可能构成敲诈勒索罪而非受贿罪。所以,利用职务便利要件,不仅有利于合理划定受贿罪的成立范围,避免刑事打击面过大,而且有利于区分相关个罪的界限,促进法律正确适用,无论是从理论上认识还是在实践中把握,均不应忽视。

(二)利用职务便利要件对犯罪形态的影响

利用职务便利要件,不仅制约受贿罪的成立,而且影响犯罪既未遂形态的认定。现行司法解释对受贿罪的“利用职务上的便利”和“为他人谋取利益”等要件进行了扩张解释,其中将“为他人谋取利益”拓展至承诺、实施和实现三种方式,并引入司法推定制度,将明知他人有具体请托事项等情形,认定为“为他人谋取利益”。在此背景下,有学者提出了“单一行为犯论”,认为受贿罪的实行行为只有索取、收受财物的行为,“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为他人谋取利益”仅是说明财物与职务之间存在对价关系,而非受贿罪的实行行为。其中,“‘利用职务上的便利’虽也属客观构成要素,但其意义仅在于对获取财物的行为做必要的限定”;“‘为他人谋取利益’位于主观构成要件层面,属于收受型受贿的主观动机要素”。有学者基于受贿罪的实行行为是单一的获取财物行为这一基本论点,进一步分析了约定型受贿的定性及其犯罪形态,认为“约定型受贿因国家工作人员并未收受财物,而不能认定为受贿罪既遂。同时,由于约定贿赂不是受贿罪的实行行为,约定型受贿也不能以受贿罪未遂论处。……应当认定为受贿罪预备”。有学者还从法律效果、社会效果和政治效果相统一的角度进行阐释,认为将约定型受贿的犯罪形态认定为犯罪预备是最优的司法方案。在司法实践中,对于犯罪预备行为,除了刑法有特别规定外,绝大多数都不予刑事处罚。另有观点则认为,对于仅有单纯约定而未实施收受财物行为的,不宜认定为受贿罪成立,包括以预备犯进行定罪处罚。受贿是职务犯罪中发案率最高的一类犯罪,而目前存在约定型受贿行为的案件在全部受贿犯罪案件中的占比已超过60%。二十届中央纪委五次全会也明确提出,要“深挖细查预期收益、约定代持、政商‘旋转门’等新型腐败和隐性腐败”。由此,如果不能对受贿罪的行为构造及犯罪形态给出准确、合理的界定,将会严重制约反腐败斗争的效果和效能。

应当说,立足于主观要件说的“单一行为犯论”,突出了获取财物行为在受贿罪行为构造中的主体地位,无疑是准确的,但因此忽视“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为他人谋取利益”要件对受贿罪行为构造的意义,又不免让人疑虑。如前所述,如果抛开“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为他人谋取利益”,获取财物行为成立受贿罪这一职务犯罪类型的基础将不复存在,还可能混淆职务犯罪与侵犯财产犯罪的界限,影响罪刑法定原则的严格贯彻,进而诱发刑事打击面的不当扩张。所以,无论是基于理论还是基于实践,“受贿罪属于单一行为犯”的观点都难以令人信服。有学者基于新客观要件说,提出行为人利用职务便利,以明示或默认方式承诺为他人谋取利益,其本身也是一种行为,是谋利行为的最低限度。换言之,承诺与实施、实现一样,都是谋利的行为方式,受贿罪中客观存在谋利与受财两个罪质行为,“谋利与受财具有明确的对应关系是受贿犯罪成立的客观基础”。尽管该说受到了持主观要件说的学者质疑,但立足于实务层面审视,其将“为他人谋取利益”仅作为心理活动或动机因素的主观要件说无疑更具合理性,更有利于维持惩处犯罪与保障人权的平衡。当然,在笔者看来,该解释论最具说服力的地方在于,其更为契合我国刑法的现行规定。诚如有学者所言,基于刑法对利用职务便利等要件的明确规定,“即便认为‘为他人谋取利益’属于主观要素,也不能用单一行为犯代替复合行为犯”。

当然,在此强调“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为他人谋取利益”要件的不可或缺性,绝不是为了淡化获取财物行为对认定受贿实行行为的关键性意义。在司法解释对“为他人谋取利益”明显进行扩张解释的情况下,这一要件在形式上确实有流于主观动机要素的嫌疑,但在实质层面界定受贿罪的行为构造时是否可以对其完全无视,是需要进一步思考的。一般认为,犯罪的实行行为不仅形式上是刑法规定的具体构成要件行为,而且应具有法益侵害的紧迫性。对于受贿罪来说,其本质是权钱交易,获取财物行为通常可用于直观判断法益侵害性,所以,无论是何种受贿行为类型(包括索取型受贿与斡旋受贿),均可以以行为人是否实际获得财物作为判定受贿既未遂的基本依据。如果行为人获得财物(包括实际占有或实质性的控制、支配财物及其所属利益),成立受贿既遂;如果行为人未能获得财物,则属于受贿未遂。这也是目前实务中判断受贿犯罪既未遂形态的基本法则。

同时,还应当看到,受贿罪不同于贪污罪等侵占财物型职务犯罪,其保护法益是否受到侵害,并不完全取决于财物的获取行为。很多时候,受贿犯罪的危害更多地体现在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便利为请托人谋取利益的过程中,故意不履行或不正当履行职责或职权给公共财产、国家和人民利益造成损害。有的案件国家工作人员收受财物的价值并不大,但利用职务便利为请托人谋取利益时,肆无忌惮、擅权妄为,给公共财产、国家和人民利益造成重大损失。如果仅仅局限于收受财物行为,将不能完整地评价其整个受贿犯罪活动。特别是,在不能同时以渎职罪进行并罚的情况下,仅从收受财物行为来认识与评判,容易造成罪责刑不相适应的后果。从全国法院审理的渎职犯罪案件看,近些年收案数量大幅减少,这意味着现实中有不少渎职行为未能进入刑事司法程序,若不考虑利用职务便利为他人谋取利益存在的客观危害,仅从收受财物行为来判断,显然无法实现对犯罪行为的全面评价。这也是笔者之所以支持新客观要件说,强调仍要从“收受财物”与“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为他人谋取利益”两方面结合的角度来认识受贿罪的行为构造及其法益侵害的重要考量。在实践中,最高人民法院强调贿赂犯罪案件定罪量刑要严格落实“数额加情节”的标准,这里的“情节”往往重点反映在“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为他人谋取利益”的具体情形上。在一些约定型受贿案件中,国家工作人员接受请托,已经实施或者完成了利用职务便利为请托人谋取利益的行为,但为了避免权钱交易行为被发现、惩处,暂时不急于接收财物,而是与请托人约定在将来某个特定时间交付和收受财物。因为请托人的谋利事项已经完成,有的还可能是利用职务上的便利,通过违反法律、法规、规章、政策、行业规范的规定,为请托人谋取了不正当利益,甚至因此给公共财产、国家和人民利益造成重大损失,在这种情况下,虽然国家工作人员尚未获得财物,但不能说受贿罪保护的法益没有受到实质侵害(事实上,行贿人交付财物或受贿人收受财物及时与否,对受贿犯罪客观危害的影响极为有限)。故而,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便利,为请托人谋取利益的行为就具有了规范评价意义。

笔者认为,约定型受贿中,由于国家工作人员尚未获得财物即案发,此种情形通常不能成立受贿既遂,但因为法益实际侵害的存在,也不宜认定为受贿预备,综合考量以受贿未遂认定更为妥当,亦更为契合“现阶段从严惩治新型腐败、隐性腐败的需要”。在约定受贿但尚未收取财物的案件中,只有在国家工作人员仅仅是承诺,并未实际实施利用职务便利为请托人谋取利益行为的情况下,才可能成立受贿预备,比照受贿罪的既遂犯从轻、减轻或者免除处罚。此外,如果国家工作人员和请托人之间的约定内容较为含混、笼统,请托人交付财物的意愿以及财物数额不明,国家工作人员未具体实施为请托人谋取利益的行为,后续是否会实施为请托人谋取利益的行为亦不明朗,从贯彻刑事政策和证据裁判原则的角度,对此不进行刑事犯罪处理,而以党纪或政务处分处置,亦无不可。

作者:于同志(对外经济贸易大学法学院教授、法学博士)

来源:《政治与法律》2026年第10期“经济刑法”栏目。因篇幅较长,已略去原文注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