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年12月28日,对外经济贸易大学数字经济与法律创新研究中心联合清华大学科技发展与治理研究中心,在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宁远楼729会议室举办了“AI智能体行为安全与发展”研讨会。该会议汇聚了法学、公共管理、计算机、实务界等多领域专家,围绕“AI智能体跨APP操作的边界与底线”“AI智能体安全交互路径”“构建以安全为前提的多方共治生态”三大关键议题展开深度研讨,旨在凝聚多学科智慧,聚焦科技向善之维,探索AI智能体的未来发展之道。

本次会议由对外经济贸易大学数字经济与法律创新研究中心主任许可主持。清华大学产业发展与环境治理研究中心主任、公共管理学院陈玲教授致辞指出当前中国经济面临特殊情况:对外贸易顺差已超万亿,但顺差资金多转为海外投资,导致国内流动性紧张。陈玲教授强调,解决之道在于科技创新和新兴产业的发展,数字服务和高端智能制造业将是推动双循环的关键。而AI智能体关涉产业范式转变,亟需构建新型产业生态和技术标准,不仅要关注现有厂商的利益分配和隐私保护问题,更要着眼于全球市场规则的制定。

引导发言环节

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长聘副教授、科技发展与治理研究中心主任助理陈天昊基于操作系统融合度和交互路径两个指标,划分出技术路线的四象限,并对国内外厂商开发的智能体进行归类。他指出,端侧智能体的广泛部署将对现行法律秩序构成严峻挑战:在网络安全方面,面临认知层攻击(如提示词注入)及模型内部目标劫持的新风险;在信息隐私方面,智能体的全域感知需求与《个人信息保护法》的“最小必要原则”存在冲突,且端云协同加剧了数据出域风险;在产业生态方面,GUI自动化操作引发了流量分配争议及“自我优待”垄断风险。针对上述问题,建议明确避免逐底竞争、培育市场力量、维护创新生态的三方面治理目标,并采取专门规章、软法、产业实践作为治理手段。
北京理工大学法学院研究员王磊指出,AI智能体高权限特征带来的四个方面的治理新挑战,一是责任分担问题,二是数据权益与互联互通存在竞争性壁垒,三是个人信息收集的合规标准挑战,四是高权限与不诚信的矛盾性。他指出,对AI智能体对“无障碍权限”的启用必然涉及对“最小必要原则”的突破,同时,AI智能体执行任务的关键节点缺乏必要透明度,有可能背离技术应用的应然方向。因应智能体的冲击,需建立“机制-技术”融合的复合型治理方案,树立主动引导的监管理念,推动多元主体共治格局的形成,注重技术治理与法律治理的协同,发挥技术伦理与商业道德的作用。
恒安嘉新(北京)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安全业务总监雷小创介绍了智能体应用场景中的主要风险点,如提示词注入、记忆投毒、隐私泄露等,特别介绍了其被诈骗分子应用时存在的潜在风险。关于智能体安全建议,他提出,一是推动智能体安全政策法规建设,完善监管制度框架;二是建立多元协作机制,提升智能体安全治理合力,三是推动“以技治技”,增强智能体动态防护能力;四是加强智能体应用本身防护能力。为此,建议在法规上明确责任红线,规范智能体应用高危权限(通讯录,短信、无障碍等权限)申请,技术上贯彻“隐私原生”与数据最小化,相关APP应强化安全边界管理。
哈尔滨工业大学(深圳)网络空间安全研究院智能体研究方向负责人刘斌介绍了豆包手机的系统架构,指出豆包手机实现自动化全流程控制的核心是:读取屏幕+动作执行,并研判了豆包手机助手存在权限和代码层面的安全风险。他认为国内外智能体发展策略取向存在差异,豆包的系统级注入策略属于非常规实现,而用户同意无法弥补底层代码的脆弱性,导致安全风险不可控。建议各方通过标准化、可审计的API接口开展合作,降低终端智能体对系统底层权限的依赖,形成技术与制度的多重安全防护。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数字经济与法律创新研究中心主任、法学院教授许可从亚马逊诉Perplexity案切入,分析AI智能体与第三方平台之间的权责边界问题,其争议核心在于如何平衡平台自主权、用户授权与新兴技术特性。他认为,智能体代理下的访问呈现出隐名、机器、高频等特征,其合法性来自用户授权,有效性来自对用户意思表示真实、准确、完整的理解;但在数据爬取上,其单方、大批量、不受限制地复制与转移数据的行为,超出用户授权范围;在数据使用上,可能存在云储存、商业利用的风险。许可教授建议,在制度上采取用户和平台双重授权,在技术上采用模型上下文协议(MCP)实现握手,最终从互害共生走向“人—机—平台”互利共生。

在总结环节,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副校长、法学院教授梅夏英指出:作为讨论主题的智能体具有多重面向,涵盖委托代理,数据保护、公共安全等多方面问题,参会的实务人士、专家学者的观点让人受益匪浅。梅夏英教授认为,应将人工智能的出现视为百年不遇的大事件,它会给社会带来根本性的变革,因而不能落入传统法律关系的窠臼,必须从更宏观的社会结构和技术系统角度重新思考治理方案。智能体自动化系统的本质决定了应首先从技术层面思考问题,应基于系统思维分析技术综合体,关注客观规律、机器智能等问题。梅夏英教授认为,智能体问题的实质是风险问题,在技术具有高度自主性的时代,应重视国家引导的作用,发展不能以牺牲安全为代价,在智能体技术安全、透明、可控等底线确立的基础上,再考虑市场中的博弈和技术路线的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