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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法治》:(纪文华、张淼)《国务院关于对外投资的规定》的背景、特点与意义

纪文华(对外经济贸易大学法学院教授)

张淼(对外经济贸易大学法学院博士研究生)

摘要:我国在改革开放中逐步形成由规范性文件、部门规章等构成的对外投资管理制度,但缺乏统领性基础性立法。2026年5月颁布的《国务院关于对外投资的规定》作为我国对外投资领域的首部行政法规,构建了服务、管理、保护、应对相融合的规则体系,是统筹发展和安全、加强涉外法治建设的重要成果,标志着我国对外投资法治进入新阶段。抓好《国务院关于对外投资的规定》落地实施和完善配套制度,可为未来更高层级立法奠定基础,也为我国更好参与全球经贸治理提供法治支撑。

关键词:对外投资 行政法规 涉外法治 安全审查 高水平开放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形成了由行政规范性文件、部门规章等构成的对外投资制度体系,涵盖投资管理、服务促进、权益保护、风险防控等方面,但存在立法层级偏低、规则分散、缺乏统领性基础性立法的问题。2026年5月颁布的《国务院关于对外投资的规定》(以下简称《规定》)作为我国对外投资领域的首部行政法规,兼顾制度集成与创新,构建了服务、管理、保护、应对相融合的规则体系,为企业“走出去”和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提供了更加稳定的、可预期的制度保障,也为应对外部风险挑战、维护国家和企业海外利益提供了更有力的法律支撑,是统筹发展和安全、加强涉外法治建设的重要成果,标志着我国对外投资法治进入更高层级的发展阶段。

一、在开放进程中不断发展的对外投资管理制度

对外投资是我国对外开放和参与经济全球化的重要方面。改革开放以来,伴随着我国经济实力的增强和企业国际化经营能力的提升,对外投资从无到有、由小到大,实现了历史性跨越。改革开放初期,仅有少数企业尝试在境外设立机构,投资规模十分有限。2001年3月,“走出去”战略正式写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个五年计划纲要》,同年12月,我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进一步加快中国企业国际化步伐。目前,我国已成为世界上最主要的对外直接投资输出国之一。根据《2025年度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公报》,中国境内投资者在境外设立企业超过5万家,遍布189个国家和地区,对外直接投资流量连续14年位列世界前三;2025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净额2135.8亿美元,比上年增长11.1%,继续位居世界前列。

与对外投资实践相伴随,我国对外投资管理制度经历了从严格审批到核准、备案,从单一环节管理到全链条服务保障的演进过程。20世纪80年代至90年代初,原对外经济贸易部、国家外汇管理局等部门先后就境外投资的审批权限、外汇管理等作出规定,初步确立了对外投资审批管理制度。2004年,国务院发布《关于投资体制改革的决定》,推动对外投资管理由审批制向核准制、备案制转变,并逐步形成投资主管部门负责境外投资项目管理、商务主管部门负责境外设立企业管理的基本格局。此后,两条管理主线各自发展完善。

在境外设立企业管理方面,商务部2004年10月发布《关于境外投资开办企业核准事项的规定》(现已废止),2009年3月制定《境外投资管理办法》并于2014年9月修订时确立“备案为主、核准为辅”的管理模式,大幅提升投资便利化水平。2018年1月,商务部会同人民银行、国资委、外汇局等部门印发《对外投资备案(核准)报告暂行办法》,强化备案(核准)报告和日常信息报送。

在境外投资项目管理方面,国家发展改革委2004年10月发布《境外投资项目核准暂行管理办法》(现已废止),将项目管理由审批制调整为核准、备案分级管理。2014年4月出台《境外投资项目核准和备案管理办法》(现已废止),2017年12月发布《企业境外投资管理办法》,完善项目全流程监管。2017年8月,国务院办公厅转发国家发展改革委、商务部、人民银行、外交部《关于进一步引导和规范境外投资方向的指导意见》,将境外投资划分为鼓励、限制、禁止三类,强化政策引导。

在核准备案制度之外,对外投资管理的内容也不断丰富,逐步扩展至外汇管理、金融支持、投资促进、事中事后监管、安全保障和公共服务等诸多领域。外汇管理由严格的事前审核逐步转向登记管理,购汇和资金汇出更加便利;财税、金融、保险等支持政策不断丰富,为企业跨国经营提供了有力支撑。

从2002年建立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制度,到陆续发布对外投资国别产业导向目录、《对外投资合作国别(地区)指南》《对外投资合作环境保护指南》;从2017年6月《关于改进境外企业和对外投资安全工作的若干意见》对境外安全工作作出系统部署,到2025年10月商务部会同有关部门出台《关于进一步完善海外综合服务体系的指导意见》,将“走出去”公共服务平台升级为国家层面海外综合服务平台,服务、管理、保护并重的制度取向日益清晰。

总体来看,历经四十余年发展,我国在实践中初步形成由行政规范性文件、部门规章等构成,涵盖投资管理、服务促进、权益保护、风险防控等方面的对外投资制度体系,为企业开展对外投资提供了基本制度遵循。但也应当看到,对外投资管理服务存在的立法层级偏低、规则较为分散、缺乏统领性基础性立法的问题日益凸显。随着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通过高位阶专门立法对既有制度进行系统整合、对新情况新问题作出统筹回应,逐步走向立法现实。

二、《规定》的出台是新形势下统筹发展和安全、完善涉外法治的必要举措

2026年7月1日起施行的《规定》,是新形势下统筹发展和安全、统筹推进国内法治和涉外法治的必要举措,在我国对外投资管理发展历程上具有里程碑意义。

第一,是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加强涉外法治建设的内在要求。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国务院就深化对外投资领域改革、健全境外投资法律体系等作出一系列决策部署。党的二十届三中、四中全会进一步就健全对外投资管理服务体系、有效实施对外投资管理提出明确要求。新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关系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贸易法》等为强化对外投资立法提供了上位法依据。《国务院2025年度立法工作计划》提出推进对外投资立法,制定对外投资规定正式列入《国务院2026年度立法工作计划》。起草过程中,有关部门先后三轮征求中央有关单位、地方人民政府等100多家单位意见,多次组织专家论证,广泛听取企业、行业协会商会、专家学者和律师的意见建议,是科学立法、民主立法、依法立法的生动实践。以行政法规形式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填补领域空白,是完善涉外法律法规体系、稳步扩大制度型开放的积极举措。

第二,是适应对外投资规模扩大、内涵深化,加强制度供给的客观需要。当前,我国企业对外投资早已超出单纯的资本输出范畴,日益成为涉及技术、数据、人才、供应链和公司治理等多维度的跨境资源配置活动。“走出去”企业在全球范围内配置资源、开拓市场的同时,积极履行社会责任,广泛参与东道国教育、医疗卫生、生态环保等民生事业建设,赢得当地社会积极评价。投资形态的多样化和利益链条的延伸,对国家服务、管理和保护对外投资的能力提出了更高要求,客观上需要更加系统、更高效力层级的制度供给。

第三,是应对外部环境深刻复杂变化、维护国家和企业海外利益的迫切需要。如今,全球经贸格局正经历深刻调整,单边主义与保护主义显著抬头,地缘政治因素对跨境投资活动的影响正在持续加深。个别国家(地区)以国家安全、关键产业保护等为名,强化投资审查,设置投资壁垒,甚至对中国企业正常投资经营活动采取歧视性限制措施,我国“海外投资利益所面临的风险也更为突出和复杂”。面对上述挑战,原有的部门规章难以为投资者提供充分有效的法律保障,亟须通过更高层级立法充实涉外“法律工具箱”,健全对外投资安全风险防控和权益保护制度,增强依法维护海外利益、应对外部风险挑战的制度能力。

第四,是破解现行制度层级偏低、体系化不足问题的现实选择。如前所述,我国对外投资管理长期以国家发展改革委、商务部等部门的规章和规范性文件作为主要依据。这些规则为对外投资发展提供了重要支撑,但其局限也日益明显:一是效力层级不高,权威性和稳定性不足;二是制度重心偏于核准备案等前端环节,在海外合规经营、境外权益保护、风险防范和争端应对等方面存在明显短板;三是规则出自多个部门,内在协调性不够,难以形成统一高效的治理合力。“与境外的巨额投资以及频繁的境外投资活动相比,中国当前的境外投资法律制度还不成系统,无法适配中国企业境外投资的发展需求”。尤其是在数字经济快速发展、出口管制不断收紧、数据安全监管要求趋严的当下,现有规则更无法充分适配新领域、新业态、新风险提出的治理要求。

三、融汇制度集成与创新,有力助推“走出去”战略及“一带一路”建设

(一)《规定》的鲜明特点:集成与创新

《规定》的显著特点,在于集成与创新的有机结合。集成,是指对此前,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对外投资领域的监管经验和改革成果进行系统总结、提炼升华,将长期施行、行之有效的政策措施上升为行政法规制度;创新,是指直面新形势下的新情况新问题,在坚持对外开放、支持投资者按照市场化原则开展对外投资的同时,稳妥预置风险防范和应对措施,把发展和安全统一于制度设计之中。通过集成与创新,《规定》构建起服务、管理、保护、应对相融合的规则体系。

第一,确立基本原则,宣示开放立场。《规定》第三条明确对外投资工作坚持对外开放的基本国策,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统筹发展和安全、统筹国内国际;第四条明确国家主动对接国际高标准经贸规则,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积极参与国际投资规则制定,反对单边主义和保护主义,推动建设开放型世界经济;第五条明确国家支持投资者按照市场化原则开展对外投资活动,投资者依法享有对外投资自主权,自主决策、自担风险、自负盈亏。这些原则性规定厘清了政府与市场的边界,宣示了我国坚定不移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的原则立场,也为各项具体制度提供了价值基准。

第二,强化服务保障,完善海外综合服务体系。《规定》将近年来行之有效的服务措施制度化:第六条要求健全海外综合服务体系,促进贸易投资一体化,统筹外事、法律、财税、金融、经贸、物流、出境入境、海关、贸促等领域服务资源,完善公共平台与服务;第七条支持咨询评估、法律服务、会计审计、信用评级、调解仲裁、知识产权等专业服务机构拓展海外服务网络,提高国际化服务能力;第八条明确银行业金融机构在业务范围内提供融资等金融服务,鼓励政策性保险机构提供海外投资保险等服务;第九条要求行业协会商会、贸易投资促进组织提供信息咨询、市场拓展、经贸交流、权益保护、纠纷处理等服务。这些安排体现了政府职能从“重管理”向“服务与管理并重”的转变,有助于降低企业国际化经营成本,增强海外风险应对能力。

第三,健全管理体系,明确境外投资安全审查制度。《规定》第十条至第十四条对既有管理制度进行整合提炼:健全对外投资管理体系,完善调控措施,分类分级实施全过程监管;由国务院投资主管部门、商务主管部门会同有关部门制定、调整和实施对外投资政策,明确鼓励、限制、禁止的对外投资;投资者依法履行核准备案、信息报告、跨境资金登记等手续;对外投资不得违反禁止或限制出口货物、技术、服务及相关数据等方面的规定,涉及资金汇兑、跨境数据流动、出口管制、税收征管、国有资产监管等事项的,依照有关法律法规和国家规定执行。在此基础上,第十五条明确国家健全境外投资安全审查制度,对影响或者可能影响国家安全的境外投资及相关资产、权益等的转让、处分进行安全审查,这是本次立法的重要制度创新。从国际范围看,对外投资安全审查正日益成为主要经济体投资治理的重要工具,在此背景下,我国确立境外投资安全审查制度,既是维护国家安全和发展利益的客观需要,也是完善高水平开放制度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就制度功能而言,安全审查并非限制企业“走出去”,而是通过明确规则边界、增强制度透明度和稳定性,引导投资活动健康有序开展,在发展和安全之间实现更有效的平衡。

第四,加强权益保护,构建多层次维权支持网络。《规定》第十八条至第二十一条系统规定了保护措施:加强对外投资监测预警和风险评估,及时发布有关国家(地区)安全状况、提示投资风险;开展执法领域国际合作与交流,保护投资者及其投资的企业、项目所属中国籍员工的人身财产安全;积极商签多双边贸易投资协定等国际经贸协定,提高对外投资保护水平,促进投资自由化便利化;依法提供领事保护与协助,并明确重大突发事件情形下驻外外交机构的核实、敦促和协助职责;鼓励投资者通过协商、调解、仲裁、诉讼等多种方式化解矛盾纠纷。上述安排将分散于各领域的保护资源加以整合,形成了从风险预防到事后救济的保护链条。

第五,充实涉外反制“法律工具箱”,明确调查反制措施。《规定》第二十三条确立对外投资壁垒调查制度,对投资者在投资目的国家(地区)遭遇的与贸易有关的投资壁垒或者其他投资经营障碍,国务院商务主管部门可以自行或者会同有关部门组织开展调查,并根据调查结果采取相应措施。第二十四条针对有关国家(地区)、国际组织违反国际法和国际关系基本准则采取的歧视性禁止、限制或者其他类似措施,明确中国政府及其有关部门可以采取相应措施,并可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外国制裁法》及其实施规定,将参与制定、决定、实施有关措施的组织、个人列入反制清单。第二十五条针对外国组织、个人危害中国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违反正常市场交易原则中断正常交易,或者采取歧视性措施,不合理剥夺、限制投资者及其对外投资正当权益的行为,规定了禁止或者限制进出口、境内投资、有关交易合作以及入境、停居留资格等措施,且可以适用于其实际控制或者参与设立、运营的组织。三个条款相互衔接,构成较为完整的“调查—反制”制度架构。“《规定》中的反制措施条款,是防御性而非进攻性的,是威慑性而非滥用性的,其核心目的在于维护正常的国际经贸秩序和市场原则、维护中国投资者及其对外投资的安全和正当权益,而非主动实施对抗。”

第六,压实主体责任,整合合规经营要求。《规定》第十六条要求投资者及其境外投资企业完善治理结构,建立健全合规经营、内部控制、安全生产、突发事件处置等制度,保障员工和资产安全;第十七条禁止损害商业信誉、侵犯商业秘密、无正当理由低价倾销、商业贿赂等扰乱对外投资市场秩序的行为;第二十二条明确境内组织、个人参与对外投资相关仲裁、诉讼或者接受境外调查,向境外提供证据材料时应当遵守保守国家秘密、数据安全、个人信息保护、技术出口管理、出口管制、司法协助等规定。这些条款多数并非创设全新义务,而是对散见于各领域法律法规的合规要求加以整合重申,有助于企业形成对外投资合规的整体认知,对人工智能、半导体、高端制造等技术密集型领域的国际化经营尤具现实指导意义。

(二)为“走出去”和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提供制度支撑

《规定》构建的规则体系,积极意义是多方面的,最直接的是为企业“走出去”和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提供更加稳定、透明、可预期的对外投资制度环境。一是稳定政策预期。以行政法规形式确认国家支持市场化对外投资、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的原则立场,把多年行之有效的政策上升为制度安排,有助于增强投资者的长期信心。二是提升服务效能。《规定》将海外综合服务体系建设纳入法治轨道,与实践中的平台建设形成呼应:国家层面海外综合服务平台已于2026年2月上线运行,联动网站超过1000个,形成“一站式”出海服务窗口。三是护航“一带一路”重点合作。2026年1至7月,我国企业在共建“一带一路”国家非金融类直接投资1519.9亿元。境外经贸合作区建设持续推进。共建“一带一路”项目多位于发展中国家,安全风险相对突出,《规定》健全监测预警、领事保护和应急处置制度,正是对这一现实需求的直接回应。四是服务制度型开放大局。《规定》明确主动对接国际高标准经贸规则、积极参与国际投资规则制定,与我国推动《促进发展的投资便利化协定》纳入世界贸易组织规则框架等多边努力内外呼应,有助于为中国投资者营造良好的国际营商环境。

四、做好贯彻实施工作,推动对外投资法治建设持续完善

《规定》搭建起对外投资的基本制度框架,其功能能否充分发挥,最终取决于配套规则是否完备、实施机制是否健全、执行实践是否规范。有关部门已明确将做好宣传阐释、配套制度制定修订和投资者服务指导等工作,促进对外投资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良性互动。下一步,宜重点在以下六个方面持续发力。

第一,抓紧制定修订配套制度,明确细化有关内容。《规定》的多项制度属于原则性、授权性规定,有待通过配套规则细化落实。对市场主体而言,制度的确定性本身就是重要的营商环境,配套规则出台的及时性和质量,将在很大程度上影响《规定》的实施效果和市场预期。例如,第十一条要求制定、调整和实施对外投资政策,明确鼓励、限制、禁止的对外投资,未来是延续现行分类引导做法,还是建立更加明确、动态调整的国别和行业目录制度,需要尽快予以明确;第十五条确立的境外投资安全审查制度目前仍属框架性规定,审查的范围、标准、程序、时限以及救济机制等核心要素,均有待专门办法予以规定,明确的规则边界既能降低企业面临的不确定性,也有助于提升审查工作的公信力和稳定性;第三十三条授权国务院投资主管部门、商务主管部门制定中国境内居民个人等对外投资具体管理办法,这一领域此前缺乏系统规则,需要抓紧填补制度空白。与此同时,发展改革、商务、外汇等领域的既有规章和规范性文件,应当对照《规定》及时启动清理和修订,废止不相适应的内容,弥合新旧规则之间的缝隙,确保制度体系统一协调。

第二,健全协同机制,加强政策衔接。对外投资活动涉及发展改革、商务、外汇、税务、国资、海关、金融监管等多个部门,覆盖投资准入、资金汇兑、出口管制、数据安全等多个领域。多部门参与有利于实现综合治理,但也容易产生标准不一、信息分割、重复监管等问题。应当健全跨部门协调机制,明确职责分工,加强部门间信息共享和工作联动,避免多头监管,防止监管空白;推进监管信息互联互通,探索建设统一的对外投资信息平台,整合核准备案、信息报告、外汇登记等各环节数据,实现数据共享、业务协同,切实减轻企业重复申报负担;加强中央与地方上下联动,统一执行口径和裁量基准,确保制度在各地区、各层级得到一体遵循。

第三,坚持放管结合,提升监管效能。要把监管重心更多转向事中事后,健全对外投资统计监测体系,完善统计指标和方法,及时、准确、全面掌握对外投资动态;综合运用大数据等现代信息技术手段,提升风险监测和分析研判能力,提高监管的精准性、有效性;健全信用监管机制,完善对外投资信用记录,对守法诚信企业减少打扰、给予便利,对违法失信行为依法惩戒。在境外投资安全审查、壁垒调查和反制措施等制度的实施中,尤须把握威慑功能与程序正当性的平衡,严格依照法定权限和程序运用有关工具,处理好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外国制裁法》、不可靠实体清单规定等既有涉外法律制度的衔接配合,以规范、审慎、透明的执法实践赢得制度公信,实现安全治理目标与对外开放目标的动态平衡。

第四,做好服务指导,不断提高对外投资服务、保护水平。要以实施《规定》为契机,推动海外综合服务体系加快落地见效。做好宣传解读和业务培训,推动政府部门工作人员全面、准确掌握《规定》内容,帮助企业特别是中小企业及时了解制度变化、用好制度安排;完善公共信息服务,及时发布国别投资指南、法律环境评估和风险预警提示,帮助企业降低信息不对称成本,提高投资决策的科学性;大力发展涉外法律服务业,支持律师事务所、会计师事务所等专业服务机构完善全球服务网络,加强涉外法治人才培养,并通过政府购买服务等方式帮助中小企业获得专业支持;发挥政策性金融和海外投资保险的风险保障作用,扩大保险覆盖面,创新产品供给,推动建立海外投资风险共担机制。同时,要持续健全海外利益保护和风险预警体系,加强对重点国家和地区安全形势的监测评估,完善领事保护与协助工作机制和突发事件应急处置预案,畅通企业维权渠道,用足用好双边投资协定等国际法律工具,支持企业通过协商、调解、国际仲裁等方式维护合法权益。

第五,压实企业主体责任,夯实高质量发展的微观基础。企业是对外投资的主体,也是防控风险的第一责任人。更好地推动企业按照《规定》要求完善治理结构,将合规要求嵌入投资决策、项目实施、运营管理各环节,实现全流程合规管理;支持企业建立海外安全风险评估和应急预案制度,加强对项目所在地安全形势的动态跟踪;引导企业遵守投资目的国家(地区)法律法规,尊重当地习俗和文化传统,履行环境保护、劳动者权益保护、反腐败等社会责任,维护国家形象;对违法违规行为,依照《规定》依法处理,形成有效约束。政府监管、行业自律与企业自治相结合,方能实现对外投资规范健康可持续发展。

第六,加强国际衔接,积极参与全球投资治理。完善对外投资法治,既要立足国内,也要放眼国际,为我国更好参与全球经贸治理提供法治支撑。应当继续稳步扩大双边投资协定网络,推动既有协定升级,完善投资保护和争端解决安排;积极推进加入《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数字经济伙伴关系协定》进程,以开放促改革、促制度完善;依托世界贸易组织等多边平台,推动《促进发展的投资便利化协定》生效实施,建设性参与国际投资争端解决机制改革,在全球投资治理中提出中国方案、提升制度性话语权;深化与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多双边投资合作机制建设,拓展绿色发展、数字经济等新兴领域投资合作。

附:原文链接

https://mp.weixin.qq.com/s/WgqRrEm19Pust-9zypsa2Q