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三年，四十起反倾销案——访93届校友、思峰律师事务所合伙人吴小琛

作者：紫丁

 

吴小琛，1989年从甘肃省兰州市考入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国际经济法系，是当年考入UIBE的十六七名省状元中的一位；入校后他主动选择了七系（法律系）。在校时“并不活跃”的他却被同学们推举为系学生会主席；1993年毕业时被分配到对外贸易经济合作部条法司工作，1998年赴美国攻读法学硕士学位，1999年获得美国纽约州律师资格，2000年回国，选择中国律师身份，现为思峰律师事务所合伙人。十三年来，作为调查官员和律师接手和参与中国反倾销案达四十起。

一、遇上好老师

由于“六四风波”的缘故，吴小琛他们这届新生是1989年10月才进的校。中了“状元”的他，报考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只是因为这个学校的招生分数高，而对专业的情况并不了解。

当年法律系共招收本科生约三十名。今天想来，他觉得自己虽然偶然地进入贸大，但却主动地选择了法律系是非常幸运的。因为那时系里有中国法律界最知名的教授，如沈达明、冯大同等教授，冯教授还担任着系主任并亲自给他们本科生上课，当时的七系还凝聚了像系副主任陆志芳、青年教师王雪华等一批中坚力量，他们对他日后的事业将起到至关重要的指引作用。吴小琛说：今天想来，一个专业或者一个院、系，若能有一两名全国知名的专家学者，对这个学科的发展和学生们的成长都具有决定性的影响。他感到，这四年的学习，他不仅学到了知识，同时还从老师们丰富的实践经验中获取了营养，更从老师们的人格中寻找到人生的方向。所谓“名师出高徒”，他觉得自己后来的成绩与老师的教诲紧密相关。

当时他的一些高中同学进了其他高校的法律专业，从大家的交流中他更是看到了贸大法律专业令人羡慕的优势所在，正像陆志芳老师经常对同学说的，因为我们是“三条腿走路”，即外语、国际贸易和法律并重。在当时，20世纪90年代初中国改革开放快速发展的时代，贸大国际经济法确实处于学科的最前沿，也是最先进的。因此，好老师带出好学生也是必然的。

那时学生的社会活动不像今天这样丰富。吴小琛认为，本科期间应该多花些时间用于学习。他后悔当时没有再选修一门外语。他现在做的律师业务中会碰到各国客户，如果在校能多掌握一种外语工具，今天的工作会更加得心应手；另外，在校时如果再多读些书，对现在的工作也会有更大帮助。当然，如果没有十多年的实践，这些体会可能不会这么深切。

二、步入好舞台

1993年，吴小琛大学毕业被分配到外经贸部条法司工作，他也是当年惟一被分到部里的贸大法律系毕业生。对这个结果他有些意外，也有些失落。当时外贸公司非常“火”，收入高，待遇好，他最初选择经贸大学为的是毕业能进外贸公司。这年，同学们大多数去了公司，而偏偏学生会主席被分配到了部里。今天看来，当时的想法显然是狭隘了。

在条法司工作的五年，吴小琛参加了联合国的有关国际贸易法的会议，特别是亲历了中国反倾销法的立法和反倾销案的调查实践，这些工作将他的事业定了位，决定了他日后的发展方向。中国于1997年通过反倾销条例，吴小琛的老师王雪华作为环中律师事务所的律师，代表国内新闻纸生产企业，向外经贸部提出了中国第一起反倾销调查。作为外经贸部的第一个反倾销调查官员，吴小琛负责受理反倾销的申请，包括设计反倾销的调查问卷，计算外国企业的倾销幅度等等。

正当吴小琛的舞台越来越宽广时，1998年7月，他却决定辞职赴美国学习。起因很简单和直接：正是因为这个舞台的宽广，于是让他看到了自己的不足。一是他几次参加联合国国际贸易法委员会会议时，看到西方发达国家的参会者都是教授和学者，他们不论对语言和法律的理解都令人佩服；更让他受刺激的是，像韩国这样近年才发展起来的邻国，其政府代表也都具有美国法学院教育背景。他感觉到自己作为政府官员的不如人之处，于是他萌生了继续深造的愿望。二是1997年他与五六个韩国律师讨论反倾销，发现这些比他大两三岁的韩国人外语功底很深，因为都在美国留过学，虽说他能应付他们，但从来都是希望做得最好的吴小琛觉得自己也有必要完成留学深造的过程。

在美国从攻读硕士学位到获取纽约州律师资格，他一共只花了一年时间，而且是边工作边学习。一周五天时间里，他用两天时间在大学里选课，其余时间在美国一家最大的律师事务所工作。他选修了24个学分，其中反倾销方面的法律他在对外经贸大学念本科时就学过，后来在工作中也有所接触，他在美国念法学院的课程因此比较轻松，他为此特别感谢贸大四年的法学教育为他打下了基础。

8个月后吴小琛就拿到了美国大学华盛顿法学院的法学硕士学位。两个月后他又参加了纽约州的律师资格考试。这两个月的准备时间是他全部读书生涯中最辛苦的两个月，也是他人生中最艰苦的一段时光。他要读无数的书，考试内容不是他原来熟悉的WTO方面的法律，而是美国法律，包括宪法、刑法、物权法等最基本的法律，这些东西都是他过去从来没有接触过的，只能采取突击式的死记硬背方式。那两个月，他平均每天读书的时间超过17个小时。

进考场时，他竟丢了铅笔盒，他是向一位加拿大籍女同学借笔完成答卷的。考试持续了两天。考试结束后，当他面对镜子时，竟第一次发现了白头发！可见这两个月应考之紧张。几个月后成绩公布时，他已经回国了。他幸运地通过了纽约州律师资格考试，外国法学硕士学生的通过率是25%。

出国后他一直在华盛顿的一家律师事务所工作，他就是不通过这个考试也可以做下去，但是通过律师考试，就能正正规规地在美国做一名律师。

三、持有双执照

由于在美国的律师事务所从事的是中国业务，他于2000年被派到中国工作，开始代表中国企业参加美国企业的反倾销调查。

回国后的一段时间里，离成功目标越近，他的心中反而越是摆脱不了一个困扰，那就是：什么是成就感？他在美国律师事务所的这几年，按美国人的标准，可以称得上数一数二的好律师，他可以这样做下去，会受到人们的尊重，但他却没有真正的成就感。他觉得，美国已经拥有比较稳定的法律制度和固定的模式，自己即使做得再好，仍然只是个普通律师，很难获得超越的满足。在追求真正成就感的驱使下，吴小琛于2001年放弃了在美国律所的工作，选择做一名中国律师。

选择中国律师身份，他认为自己有了更大的事业空间和创造成就的舞台：一是他过去接触过中国的反倾销法律的立法过程，曾是中国的最早的调查官员；二是他作为一名纽约的律师，在代理国外事务方面也有优势。总之这个身份可以让他在这个领域内，成为顶尖的律师和专家。持有中国律师和纽约州律师两个执照的他，开始代表外国驻华企业参加中国的反倾销调查。

到2006年初为止，中国全部43个反倾销案件中，吴小琛直接代理的达到了40个，他的名字也被列入由全球著名律师刊物选出的“在中国从事国际贸易最应该推荐的律师”名单中，这表明他的业绩受到同行、客户和全球律师的认可。应欧洲和美国律师的邀请，在共有十名律师代表十个国家讲述十个反倾销问题的WTO项目中，由他撰写中国部分。作为中国律师，他参加了全国律协WTO委员会，并代表中国政府参与WTO事务和业务。建所以来，他本人和思峰律师事务所在业务上和专业化的发展上都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总之，回国的短短五年，他的成就感已经部分地体尝了。

思峰所是一家中等规模、以专业化精品店为特色的律所。思峰目前的四位合伙人中有三位来自贸大，另外两位是吴小琛的师弟：孟庆欣毕业于1994年，刘阳毕业于1995年。孟在校时也担任过学生会主席，刘阳也已获得美国纽约州律师资格，他们二人毕业后也都曾在外经贸部条法司工作。说到思峰，吴小琛充满了自豪。他说：“我们要在国际贸易法、WTO法等领域，不论在学术和实践上都成为最好的律师，这样才能够带动一大批年轻人，形成一个好的团队。正像我们在校时的法律系，正因为有了以冯大同教授为首，有陆志芳老师以及更多中青年教师所组成的优良团队，才带出了我们这批年轻弟子，使我们至今受益无穷。”他说，思峰律所在WTO的法律上在同行中最具优势。所以母校的法律专业学生来这里实习会得到很好的锻炼。研究生小孟在实习期间就被派到美国和日内瓦参加了WTO的会议。

四、师生好对手

律师界都知道，在中国反倾销领域，中国企业的律师代表是王雪华，外国企业的律师代表是吴小琛，但多数人可能知道，他们二人出自一所大学，而且是很好的一对师生。1997年前后，在外经贸部条法司的支持之下，王雪华、吴小琛师生等在一起研究了中国反倾销的法律。他们师生也在携手开创中国反倾销调查的历史。

王、吴二人可以说与中国的反倾销如影随形。吴小琛不会忘记分到经贸部条法司工作后与王雪华老师的第一次相见。他回忆说：“那天，王老师也到条法司开会。他见到我后，向司、处领导介绍说：这小伙子不错！”于是我从办公室被调到了国际贸易处，开始从事反倾销法律的起草和反倾销的调查工作。我非常感谢王老师，他不仅在校时教了我知识，还在我人生事业的重要关头帮了我。他的一句话决定了我直到现在的事业的方向。

说到王雪华其人，吴小琛也是十分佩服。他说：“我们当年的处长评价王雪华是个狂人。20世纪90年代初他就因外语、法律学识、表达能力的优秀和外在的风度而出了名，到现在为止他也是我们北京市律协和全国律协WTO和国际贸易法律小组的带头人物。他对我的学术和工作的帮助很大，我对他很尊重。我跟他一起参加活动的任何场合和会议时我都会讲，王雪华是我的老师，我都是请王老师先讲。我们经常要唱对手戏，比如在反倾销案件中，王雪华老师代表国内企业提起反倾销调查，我则代表国外企业应诉反倾销调查。我们在商务部举行的听证会场面很大。我很了解王老师的脾气，有时候他很倔。所以我上台陈诉意见时会在说‘尊敬的主持人’后，会加一句‘尊敬的王雪华律师’。我们两人彼此都很尊重对方。我们在辩论过程中会有很多争议，互相质问时都会说‘对不起，你运用的数据错了’或者‘你提供的证据不合适了’。相互的争议是没问题的，听证会结束后，我们俩还会合影。王老师经常说：‘我跟小吴打对手戏觉得很愉快，因为我们大家都在讲技术’。”

确实，他们都在讲反倾销的法律，都在就技术进行讨论，之后还是好朋友。他们愉快地合作，愉快地唱对手戏。有时，师生俩一起参加商务部会议的发言时，他们挨着坐，发言像说相声，你一句我一句，一边以师生相称，一边为技术问题争执不下，学生可以把老师的论点彻底推翻。一边争执，一边又是最好的朋友。他们每周都要通电话，相约参加会议或是一起吃饭。吴小琛觉得与王雪华老师的合作，真是他做律师最愉快的一部分了。因为社会上一些律师的交往，往往不谈专业，而是拉关系，谈一些乱七八糟的事。

吴小琛做了多年律师，他说，这个“师”字不简单，它是对人格修养的要求，也是对职业道德的约束。反倾销毕竟是专业技术问题，有时对手间会争执得很厉害，甚至争到面红耳赤仍不能解决问题，在这种状况下，律师要表现出高贵的人格。

五、寄语法学院

回顾自己这些年的成长，吴小琛感触最深的两个字是“选择”。他说：不论是报考对外经贸大学或者进入外经贸部工作，都是被动的选择，都不是因为看清了未来的发展道路而作的选择；但我都付出了努力。我庆幸贸大有这么好的法学教授，庆幸在经贸部遇到这么好
的领导，接受了这么好的业务。随着自己的成熟，我开始作出主动选择，我去了美国留学，并且把握住机会。但能够最终学成，还是靠了当年在贸大积累的法学知识和体系。从1989年上大学到现在，18年过去了，我可以说一直都在干一件事，那就是WTO、国际贸易、反倾销。当然，这些年我也在不断变动，但只是地域的或岗位或身份的变动，而在专业上我却一直没有偏离同一个线索，这是贸大和外经贸部条法司帮我促成的一个选择，也是今天厚积薄发的基础。很多人会为所做非所学而遗憾，而我却有幸在学与做上做到了最好的统一。

年纪轻轻事业就走向高峰的吴小琛，对他的母校充满感激之情。每讲到自己事业走上新台阶，总要与母校四年的读书经历相联系，他更多地谈到了与他结下深深缘分的法律系，即今天的法学院的未来。

对比美国的法学教育，他认为法学教育应该从研究生阶段开始，而本科主要是打基础的阶段。他说：对外经济贸易大学从建校开始起就是建立在国际贸易框架内的法学教育，最初的法学研究生中的许多人本科也是学的国际贸易学。在美国，一般是接受了文学、历史、地理或数、理、化的本科学习后，转到法学研究生。

关于法学院教育的针对性，他认为，母校法学教育的思路要改变。法学院应该是优秀律师的摇篮，要明确一个宗旨：最好的法学院培养最好的律师，UIBE法学院的培养目标应该是让它的学生多数成为全国最大的律师事务所的律师。美国名校的法学毕业生都进了纽约州最大的律师事务所，最好的律所也只招收最好的法学院的毕业生。美国的法官制度和检察官制度规定，成为法官和检察官的前提是要首先做若干年的律师。中国也开始向这个方向靠拢。所以法学院学生的首选目标应该是成为最好的律师，而不是培养普通律师或公司法务人员。一旦方向明确了，教育的改革也在其中了，比如请一些著名律师走进课堂等。一些律师事务所响当当的律师都是UIBE校友，也是当年最好的老师，他们心中也非常愿意为母校法学人才的培养出力。

他认为，目前法学院还应该抓住国际贸易法律的强项，突出有关WTO法律上的教学与研究，重视培养WTO法律方面的人才，这也是整个对外经济贸易大学的特色所在。

的现实让他看到不断学习和提高的必要。

 

                                          

机关工作的性质与大学老师过去的节奏确实有所不同。但焦津洪觉得两种工作都充满乐趣。对他来说，愿意把每一件工作，哪怕琐碎的事务性工作，都当作一种挑战。他对工作中遇到的新情况和新问题都有一种兴奋感，愿意研究它，愿意从理论上找出对策来处理它，而不只是为了完成任务。

但他依然怀念当老师的日子，教学和研究将不会让他厌倦。现在他仍在为母校对外经贸大学指导研究生，依然是母校的博士生导师。他觉得UIBE的学生目前不管工作在哪个领域，总体上都很不错。他们个人素质好，对国际的情况比较了解，外语好，工作能力和办事能力都很强，在金融行业里已经有一定声誉。如果能在宏观理论素养和人文知识等方面有所加强，将会有更大发展。

北大、人大、外经贸大，三所大学带给他不同的营养。他说：“北大给了一种社会责任感和理想主义；人大给我的是对中国特有的历史和文化的了解以及在中国做事的思维方法和准则；外经贸大学给了我广阔的国际视野。”他平时的业余爱好是读散文和哲学方面的书籍，在上班之前，他喜欢安静地临摹唐人经卷。他的博导沈达明先生当年就酷爱哲学。当然，这是爱好，或许是这对师生在生活态度上的一个巧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