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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法律官员到学者——访1982届研究生校友、商务部条法司前司长张玉卿


从法律官员到学者

——访1982届研究生校友、商务部条法司前司长张玉卿



张玉卿,1965年在北京轻工业品进出口公司工作,1979年考取北京对外贸易学院国际商法沈达明教授硕士研究生,1982年毕业获硕士学位后在商务部工作,从一般干部至条法司司长。获美国乔治城大学法律中心国际法硕士(L.L.M.)学位,曾在美国华盛顿 Arnold&Porter 和 Akin Gump&Strauss 律师事务所任律师;曾在中国国际经济法学会、中国法学会 WTO 法研究会、中国仲裁法学研究会担任职务,中国政法大学兼职教授、博士生导师。在商务部工作期间,他先后参加或率团参加 UNCITRAL、UNIDROIT、The Hague Conference等统一国际贸易法律的国际会议,主持中美、中欧等知识产权谈判,长期参加中国“复关和“入世”谈判。著有《WTO案例精选-WTO热点问题荟萃》、《国际货物买卖统一法》、《国际反倾销法律与实务》、《WTO案例精选-美国国外销售公司(FSC)案评析》;主编《国际统一私法协会国际商事合同通则 2010》、《WTO 法律大辞典》、《国际统一私法协会国际商事合同通则2004》、《WTO新回合法律问题研究》等。撰写、发表中英论文80余篇。2004年成为中国入选 WTO 专家组的三位专家中的一位。2007-2008年,作为WTO争端解决专家组成员参加了两起香蕉案“21.5 执行专家组”工作,是首位中国大陆参加专家组审理案件的人士。

1、孜孜于求索

1972 年,中国教育的严冬还在持续,北京对外贸易学院办了一个 200 人规模的干训班,学员全部为外贸部以及所属的外贸公司的在职人员。来自轻工业品进出口公司、有着7年工龄的张玉卿被编入一班。两年的脱产培训,扎扎实实如饥似渴的国际贸易理论、外贸业务、英语的学习,为张玉卿五年后报考硕士研究生奠定了基础。1979年,在北京对外贸易学院招收的第二届硕士研究生名单里,出现了张玉卿的名字。他于是二进“贸院”,成为当年法律专业4位硕士研究生中的一位,就读沈达明教授麾下。那年他还差几个月就满35岁,过了这个年龄坎,他将永远失去获得学历的机会。他把自己关在一间小屋里整整一个星期埋头复习,然后进入考场。他考取了!

当时,沈达明先生靠当年法国留学的记忆编写出讲课大纲,学生们的教材则是沈先生出国访问时自己买回的一本英文商法书的复印本。勤奋的张玉卿又从北京大学教师图书馆借出芮沐先生1948年出版的《民法法律行为理论之全部》和庞德1936年的《法理学》潜心阅读。读着中西方的法学历史、合同法、公司法,他一字字地体会,感到这大跨度的空间之差,其实正是中国法律巨大的历史空白,也是法律工作的广阔天地,法律人责任重大。

1982年,在北京外贸学院获得硕士学位后的张玉卿被分配到外经贸部条法司,至此开始法律生涯。此时,中国刚刚从毫无法治可言的“文革”动乱走出,高学历的法律人才寥若晨星,他有幸成为新时期中国法制建设的开创者。1985年,他又在美国乔治城大学攻读第二个法学硕士学位,方向是国际法。这回,来自法制建设一线的他是带着问题学习。但年纪不饶人,此番他为学习付出的代价甚是高昂,体重减了20多斤。没有奖学金,没有赞助,为了还钱,他还没毕业就不得不在 Arnold&Porter 和 Akin Gump Strauss 等律师事务所工作。他最终以优异成绩毕业,并以对中西法律的融会贯通和踏踏实实的工作作风以及在美国西北大学《国际法律和商务》期刊发表的两篇长达 80 多页的论文赢得了美国法律界同行的尊敬。他的求学之路就好比中午吃早餐,他战胜了“正午”的心理和生理关口,终于拿到了只有少数成功者才能获取的盛大晚宴的入场券。于是,他的后半生的事业展现出一层层美景。

2.耿耿于创建

从1982年起,张玉卿在外经贸部条法司工作,于1997年下半年主持条法司工作,1998年任司长。这里是中国经贸领域法律建设的最前沿,他亲手在那块巨大的历史空白上一寸寸地填上法律、规范与秩序。这期间,他印象最深的一件事,就是亲身参加制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贸易法》。这是新中国的第一个有关涉外经济贸易方面的法律文件,带有开创性、根基性。在那10多年里,作为主管处长、司长的他是这部法的整个机制的主要设计者与起草者。中国第一部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倾销、反补贴和保障措施条例等一系列涉外经贸法律、法规的起草和制定,也融入了他的心血和智慧。他被《半月谈》称为中国反倾销第一人。他也是中国贸易救济调查机制的主要设计者与开创者。

1982年,张玉卿到外经贸部条法司后不久,即承担了研究中国是否可以参加《联合国国际货物销售合同公约》(简称“CISG”)的任务,并分析参加的利弊。当时,正处于改革开放初期,中国自身尚无涉外合同的立法,急需了解国际规范,也面临着积极开拓国外市场,发展国际贸易,促进国民经济发展的紧迫任务。然而长期的计划经济,不仅使中国民事、商事以及国际经济贸易的立法一片空白,立法步伐的滞后不能适应外贸与引资的紧迫要求。对于CISG,当时除去公约中文本外,几乎没有介绍、评论公约的文章或专论。张玉卿首先开始研究贸法会起草、讨论、通过公约的文件以及外国法律专家学者的有关论述,理解蹩脚的中文文本,然后谋略掌握公约的全貌及篇章结构,直至每条、每款的涵义。经过与包括芮木、沈达明、史九庸在内的专家、学者的多次讨论与论证,最后得出结论:中国应该参加这项公约。1984年4月19日,由张玉卿主笔的外经贸部《关于批准〈联合国国际货物销售合同公约〉的请示报告》正式上报,同年 5 月 29 日获正式批准。张玉卿说:“当时我们就以改革开放的态度来处理这一问题,事实证明是非常成功的。改革开放的一个重要标志就要看中国参加被国际上广泛认可的国际条约有多少,看其实践这些公约的程度。”张玉卿编著的《国际货物买卖统一法》连续印了三版,成为法律界的重要参考书,张玉卿也成为了研究公约的专家。

法律界业内人士有时会自嘲:“我们这些人学法律早学了500年。”张玉卿认为,需要一分为二地看待环境与个人努力的关系:一是在这种环境下的法律工作者有着开创的大舞台;二是要看到工作的长期性,不要幻想社会能一下进入法治乐园。他说: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只是把法律工作当成一个饭碗,就太低标准了,而应把这项事业当成一项历史责任。他希望通过自己扎扎实实的工作,推进“以法治国,依法行政”在中国早日实现。

在法制不健全的环境里,法治与人治,就像是无孔不入的新鲜或污浊的空气,每时都在检验着人们的抵御能力,执法者也不例外。为此,张玉卿常是进退维谷。尤其作为仲裁员,在处理案子时,他常会碰到别人要他“帮忙”、“照顾”一类的事。他说:“我的性格就是,违背了标准和原则,就要讲,就要争,该不签字的就决不签,该写反面意见就一定要写反面意见。你不讲原则,对方也不会尊重你。”

张玉卿自 1986 年起即陆续参与了中国“复关”、“入世”谈判,1992 年以后参与得更多些。“入世”进入最后阶段,涉及法律文本的问题就越发突出。为此,仅2000年,他就五次赴日内瓦世界贸易组织总部参加工作组会议。他还长期参与、组织、负责中美贸易、知识产权等谈判,多次率团参加联合国贸易法委员会等有关国际贸易条约、公约的起草、制定的国际会议。他后任中国国际法学会 WTO 法研究会、中国国际经济法学会、中国仲裁法研究会的副会长,还是政法大学的博士生导师。为此,他每天都要阅读大量的文件,以满足工作的需要。中国入世前夕,他的主要工作,一是参加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谈判,二是审查国家对外经贸法律法规是否与WTO相符,制定和修改相关法律。

3.陶陶于笔耕

张玉卿在忙碌于条法司的行政事务的同时,还在做着一项同等重要的事—— 著书立说。《国际货物买卖统一法》一书,是他诸多著作和论文中颇感自豪的一部。该书第一版问世于1988年,是对1980年在维也纳通过的《联合国国际货物销售合同公约》的全面介绍和说明。另外,他在国内外先后出版了《WTO 案例精选-WTO 热点问题荟萃》、《国际货物买卖统一法》《WTO法律大辞典》等一系列专著,发表了《国家采购法》、《关税与贸易总协定》、《中国对外贸易的法制建设》等80多篇中、英文专论。其中他最感满意的是几篇英文论文和中文著作《国际货物买卖统一法》。他在用自己的学术成果回馈自己的导师沈达明先生的教育与学术精神,回馈社会。他除了个人学术研究,还常到大学的法学院授课,指导研究生。他曾带领同事在中国政法大学就WTO的法律制度做过几个学期的专题讲授。他的任教兼职达国内十多个法学院。他与贸大博士研究生徐进亮共同撰写的论文《我国现行货物原产地规则缺陷及完善》获2000年度安子介国际贸易研究奖二等奖暨第一名(一等奖空缺)。他在许多场合对年轻的法律工作者强调著书做学问的重要。他常说,“再忙也不能忘记钻研学问”,“写作是专业与事业的标志”。

张玉卿和他主编的《WTO 法律大辞典》

司长张玉卿与教授张玉卿确有不同。当他面对年轻人一张张求知面孔时,他看到的是中国法律的希望。他想告诉母校的年轻学子们:法律是社会大厦的框架,没有了法,社会大厦就要坍倒;法学不是关于任何法律的学术,而是专指体现公平与正义的科学;法治曾经推动整个欧洲挣脱中世纪权威和桎梏的运动,通过对商品经济的保护,促进了西方社会现代化的进程,也必将推动中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沿着健康轨道行进;法治不但要弘扬中国自身的法历史与法文化,还要善于接纳、吸收国际上的法文明与法通则;法治是人类文明发展的标志与必由之路,是近代以来世界各国人民共同追求的社会政治目标之一,甚至可以认为,法治是人类的一个伟大理想,一项宏大的事业。中国法制建设的未来重任将落在你们的肩头,你们——责任重大!

(作者:紫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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