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山，男，湖南人，中南大学法学学士和经济法学硕士，2007至2011年间，于对外经济贸易大学攻读博士学位；2009年至2010年，由中美富布莱特联合培养博士项目资助，赴Georgetown University学习；2011年至2013年，在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完成博士后研究后来我校执教。

 

早春时节的北京，气温日渐回升，花红柳绿的景象早已触目即是，偶来的东风拂面，带走些许春阳曝晒下的焦灼感，刚从宁远楼结束工作的江山老师额头涔出一层细细的汗水。“我忘记带办公室钥匙了，我们找个地方坐着说吧？”一见到记者他率先带着征询的目光如是说。在得知江山老师接下来还要赶赴下一站时，我们便在去地铁的路上完成了此次采访。

 

江山老师主要研究方向为经济法，在竞争法领域颇有见解。说起为何与书结下不解之缘，并因而走上了学术研究之路，谈笑间，恍然时空交错。

儿时的朋友听说我在搞学术研究，大多诧异，我自己多少有些浑然不觉。这也让我思考，我是谁？今天的我，是被改变的我，还是被发现的我？

在二十岁之前的人生轨迹里，分明没有任何学术的影子啊。除了在幼儿时代长于诵诗获得褒奖，我似乎从入学开始，很长的一段时间都是老师、家长和同学眼中的淘气少年。一次，父亲问初中班上的优等生女孩：“你为什么不和江山玩啊？”女孩淡淡的回答：“没有共同语言。”一旁的我，心中也暗自呵呵，足球小子和灌篮高手的世界，哪里是你小丫头能懂的。如今想来，视界变换，我那些熟读名著的早慧的女同学们（印象中男同学似乎都不太读书），她们透过简·奥斯丁的、三毛眼睛看到的世界定是与我们这样言语无味的粗人的世界，判然两立。那是青少年的我，野蛮生长。

大学之后，遇到爱书的老师，谈及在各地淘书的故事，兴意盎然。于是，开始了不知是读书还是藏书的生活，并带着这些越积越多的书，从南到北。比较常遇到的问题是，“这么多书，你都看了吗？”面对这类问题，我一开始是惭愧的。但与书在一起久了，你会知道，书在那里，本身，就是一种呼唤。也许会有一天，很久以前淘到与专业甚至学术都没有任何关系的书，拂去尘埃，来到你的面前。你看到她，像邂逅的当初，灯火阑珊，一切复又那么的新鲜。

阅读，让我听到了心的呼唤，发现另一个自己。

江山老师对于经济法学有着相当的专注。每每言及经济法学研究的相关问题，他总是不由自主地提高声音，说话的时候也变得一字一顿。

经济法的世界，是混沌的。经济法的原理与结构，让人困惑；一千个研究者，就有一千个经济法。在这个混沌世界里，竞争法的璀璨光亮，照见幽深。

起初，老师指导的本科论文是宏观调控法，但深入的研究让我感到无所凭依。经济法中逻辑最为妥恰的竞争法则不同，市场竞争秩序原理贯穿始终，既不拘泥于末节，又不至坠入宏大叙事的云雾，独具魅力。所以说，学术兴趣的激发，源于师长的引导，他们或沉潜、或笃实、或高明、或刚健，成为我治学的参照系；而学术道路的选择，大概更取决于学术直觉和学人的内在属性。

学术直觉影响方向选择。爱因斯坦曾经谈及过为什么选择了物理：“在数学领域里，我的直觉不够，不能够辨认哪些是真正重要的研究，哪些只是不重要的题目。而在物理领域里，我很快学到怎样找到基本问题来下功夫”。反观自身对学术的判断力和喜爱，在经济法上的直觉和问题意识让我可以从容涵泳。

学人的内在属性决定治学路径。古希腊诗人阿基洛科斯说，“狐狸多知，而刺猬有一大知。”据此，以赛亚·伯林将学者分为狐狸与刺猬两大类型，声称狐狸“追逐许多目的，而诸目的往往互无关联，甚至经常彼此矛盾……”，而刺猬“归系于某个单一的中心识见、一个多多少少连贯密合条理明备的体系，而本此识见或体系，行其理解、思考、感觉……”在治学的历程中，发现自己更多接近“刺猬”，虽不自认有“大知”，却相信今日格一物，明日格一物，会“脱然自有贯通”（朱熹）。就这样，听从内心，由引导和直觉进入经济法研究；认识自己，以竞争法为原点展开，剪除经济法的枝蔓，贯穿市场逻辑和竞争秩序原理建构面向未来的道路。

不多知的刺猬，嵌入这个世界，还需要一个支点。因为，学术承载的是一种制度建构，是一种思维方式，甚或是一种世界观，但本身不是目的。在湘江之畔成长、受教多年，总归要受到湖湘之学的浸染。治学，在近代湖湘士人的眼里，从来就不仅仅是义理、考据、辞章，曾国藩一脉凿通理学与经世之学之间铁幕的努力才是真正的依归。相似的是，在所经历的美国反托拉斯法课堂上，两位教授一共只谈及不超过三次国外的案例，念兹在兹的，是如何通过反托拉斯法律保护美国市场的竞争，以及建基于此的国家竞争力。这种传统，至少可以追溯到近代世界格局形成初期的格劳秀斯，应对自由海洋的时代问题的国际法体系的构建。当前，面对新的现代世界的开放、融入与参与构建，中国学者也需要有将国家利益与普世价值融会贯通的理论勇气（高全喜）。应对全球经济市场化、一体化与法治化的时代问题，经济法学人学术研究的支点须由国家利益与普世价值熔铸而成，竞争规则处于这一支点的中心。我们相信，只有竞争才能带来繁荣（艾哈德）；而只有法治化的竞争才能支撑持续、稳定的繁荣。在和平崛起的时代，竞争规则的边界在哪里，我们的世界就延伸到哪里。

采访临近结束，当问到江山老师对我院学生有何寄语时，他鼓励同学们立足于特色的同时，要更加深度融入主流，并希望同学们对理论有更多的耐心。

孔子主张“君子不器”，却在将子贡定位为“瑚琏之器”的时候实含嘉许。确实，“不器”，更多的是一种内在的修行。特别是在社会化大分工的今天，作为具体的个人，我们很难摆脱工具化的宿命。但是，这并不妨碍我们成就理想。爱因斯坦不也做过专利局技术员，卡夫卡不也供职于保险公司吗？我院学生外文较好，这是公认的强项，着实不用刻意标榜，而应当更加能动地丰富经贸法律专业知识，更加深度融入依法治国的主流，成为“瑚琏之器”吧。

要做到这一点，对于我们的同学来说，最切近的建议，是需要对理论有更多的耐心。民国时有着“兵工之父”之誉的俞大维先生，在为国防事业奔走之余为国防教育培养人才，有一次讲授弹道学，拿一把步枪上台，讲扣扳机之后子弹在枪膛内的过程，讲了两个小时子弹还没离开枪。我在课堂上也提到过这个例子，是希望我们的同学，对理论有多一点的耐心，对自己有多一点的耐心。

 

（记者：杨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