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北京两会胜利闭幕，市人大代表、贸大法学院黄勇教授聚焦社会热点，发挥专业优势，认真履职尽责，回应民生关切，为新时代首都建设发展积极建言献策。
市人大代表、对外经济贸易大学教授黄勇在分组审议会上发言
专访市人大代表黄勇：布局创新，充分发挥“市场驱动”作用
“瞄准创新和前沿领域，是今年政府工作报告的一大特色。”在今年北京市两会上，市人大代表、对外经济贸易大学竞争法中心主任、法学院经济法系主任黄勇接受了新京报记者的专访。
在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计划报告、财政预决算报告中，都写入了竞争政策相关表述及意义。其中，“统一大市场”被写入政府工作报告；计划报告、财政预决算报告中，均出现“强化竞争政策基础地位”，而“公平竞争审查”再次被写入财政报告。
“这可能成为北京市一个全国性的亮点——连续多年三个报告全面体现、贯彻尊重市场、竞争优先的理念和措施，在当前经济进一步增长面临不确定性的背景下，格外重要。”黄勇说，国内外的经验普遍表明，每当经济面临不确定性和下行压力，就是政府最倾向于大包大揽的时候，如果不能相信市场、依靠市场，就容易产生许多长期性、结构性的隐患。“越是不确定、越是有压力，越要修炼市场的‘内功’。”
针对新兴业态，如何防控风险？黄勇认为，应当用系统、全局、长期、国际的视野看待发展和风险之间的关系，充分发挥“市场驱动”作用，通过经济体制改革，释放市场的活力，政府转变职能，为企业做好服务工作。
新京报：
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到，奋力推进传统领域“迭代”、新兴业态“抢滩”、未来产业“占先”。新兴业态在“抢滩”过程中，应该注意哪些风险？
黄勇：
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充满了创新的导向，许多表述都锚定了热点前沿的创新领域，比如人工智能、算力中心、电机、电池、电控、车规级芯片等。
新兴业态领域的创新是协同式、生态式的，充满了各种各样的“无心插柳”，无论是颠覆性的创新成果，还是潜在的风险隐患，都是不经意的，如果要事先防范所有风险，难免会同时阻碍创新发展的进程。但是有一个核心关键点需要看到，就是在足够市场化的创新环境当中，作为创新主体的企业，是追求利益的，它们必须在竞争中讨好消费者，才能获得有比较优势、足以支撑长期创新的商业回报。那么，这些企业自然会主动把消费体验提升到最好，把风险降到最低，而不是让风险完全不可能发生。要创新发展，就要有试错的空间。市场的优胜劣汰，提供了对“错”的惩罚机制，这种天然的资源，我们在防范新兴业态“抢滩”风险的过程中应该利用好。
首先，要更多发挥“市场驱动”作用。许多新兴行业的建设都有一种思维惯性，就是一定要依靠政府投资、补贴政策、税收优惠。结果往往是，许多企业看到短期利益，纷纷进入这个领域，虽然产业能够迅速形成规模化，但创新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如果企业都去追求短期政策红利，随之而来的就是产能过剩，导致“内卷式”的恶性价格竞争，整个行业陷入低水平循环。一些地方还有可能为面临困难的企业强行“输血续命”，使市场优胜劣汰机制发挥不畅，积累更多风险。
其次，要用系统、全局、长期、国际的视野看待发展和风险之间的关系。创新发展可能会孕育风险，但不发展一定会发生风险。目前许多国家和地区都有更加宽松的政策、法治环境，对投资者和企业家更有吸引力，应该去对标、超越，吸引更多发展机遇。
新京报：
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更加注重先立后破，改革创新。如何理解在“立”的基础上做好“破”的工作？
黄勇：
政府工作报告中讲的先立后破，是遵循了2023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的表述。回顾改革开放45年历程，会发现“先立后破”的表述非常生动。改革开放的整个过程，就是政府不断向市场让度空间的过程。先立后破以前，我们首先经历了“不破不立”，通过经济体制改革，建立健全完善市场竞争的体制机制，逐步确立并不断强化竞争政策的基础性地位，并通过法治保障的手段，将改革成果固定下来。再通过已有改革成果不断推动新的改革。在此过程中，经济体制改革推动了竞争政策和市场法治，竞争政策和市场法治也有效回应和支撑了经济体制改革，形成先立后破的良性循环。
我国经历的经济高速增长阶段，也是改革的快速推进期，在这一时期，竞争政策仅需要在改革快速推进的过程中予以相应的回应与支撑，就能够产生显著的效果。随着改革进入深水区，推进全面深化改革将更多地触动既有利益分配格局，因此首先要通过完善法治建设、落实法治保障体系，守护住已有的经济体制改革成果不被侵蚀甚至破坏，进而才是回应与支撑新的改革成果。现有改革成果、要求和任务，应尽快推进法制化进程，在此基础上落实中央“对标国际高标准经贸规则”的要求，在国际上凸显我国吸引外资和外商的制度竞争力。
新京报：
在营商环境改善方面，近几年北京市已全面落实公平竞争审查制度。公平竞争审查制度在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推动高质量发展方面将发挥哪些作用？目前还存在哪些需要改进的地方？
黄勇：
根据我连续多年的观察和研究，北京市的公平竞争审查工作在全国范围内是一个标杆。自2016年国务院公平竞争审查制度实施以来，北京市已经连续多年在政府工作报告、计划报告和财政报告中写入相关表述。这些表述全面体现了北京尊重市场、竞争优先的理念和措施。
公平竞争审查制度是一项从源头防止政府出台排除、限制市场竞争政策措施的制度，从市场准入和退出、商品和要素自由流动、经营成本、经营行为等方面，为政府政策的制定划好市场红线，对厘清政府和市场的关系、建设统一大市场而言意义重大。统一大市场必然要破除行政性垄断、地方保护和行业壁垒，公平竞争审查制度就是目前最优的抓手之一。一些企业在进行全国经营的时候，曾经就面临过地方保护的问题，如某项政府补贴只提供给本地企业而不给外地企业，或者只提供给龙头企业而忽略中小企业，对此，公平竞争审查制度就能提供有效的救济渠道。
目前，公平竞争审查制度还存在进一步完善的空间，最重要的一方面是进一步推进法制化进程。公平竞争审查制度目前的最根本依据是国务院的一份政策性文件，不具有法律上的强制力。虽然2022年反垄断法修订已经将公平竞争审查制度写入新法，但仅限于原则性表述，具体规则、标准、程序和责任等制度完善，需要依靠公平竞争审查制度的法制化。国务院正在制定公平竞争审查条例，北京市可以在执法衔接、责任追究、人大监督等角度提供地方经验。
此外，还需要形成符合我国实际的竞争中性原则和规则，通过补贴中立、债务中立、监管中立等方面内容，督促行政机关、法律法规授权的具有管理公共事务职能的组织、金融机构等，在面对公有制企业和非公有制企业时，一视同仁、保持中立，避免公权力部门和公有制企业扭曲市场竞争，切实优化营商环境，使企业有获得感。
新京报：
做强做优做大数字经济，也是政府工作报告中2024年的重点工作之一。北京市正在加快建设全球数字经济标杆城市，在大力发展数字经济的同时，需要注意哪些安全和风险问题？如何通过监管服务来促进数实融合？
黄勇：
多个头部互联网企业的总部、分部设立在北京，全国约50%的互联网平台独角兽活跃在北京，加之北京天然的消费力，共同构成北京发展数字经济产业得天独厚的机遇，建设全球数字经济标杆城市的潜力巨大。
数字和实体的界限是很难甚至无法分清楚的，比如芯片产业似乎是实体，但却是数字经济的算力基础，游戏行业似乎是虚拟的，但是却能推动电子设备的发展。如果一定要区分数字和实体，并在区分的基础上开展“条块式”的多法共治、多部门共管，就可能影响生态式的创新和发展。所以要在优化顶层设计的基础上，形成整体协调的“生态化”监管治理方案。政府也要担当起企业合规的主体责任，为市场提供足够明确、清晰的合规标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