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年第1期p140-p158

作者：詹建红，法学博士，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法学院教授；侯刘果，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法学院硕士研究生。

摘要：在大数据技术的加持之下，侦查过程中的数据采集、网络监控等活动不可避免地扩张了个人信息被滥用的风险。在大数据侦查与个人信息保护之间，既存在实然抵牾的表层困境，又存在零和博弈的深层困境。这种困境是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反映出现有法律对大数据侦查的控制和制约乏力，且缺失对个人信息的保障和救济机制。对此，基于“现实合理性”的考量，应当选择将个人信息权的引入作为改革远景、风险规制作为制度近景的破解思路，明确大数据侦查与个人信息保护的正和博弈关系理念，遵循比例原则、程序法定原则、合法利益豁免原则，通过明确大数据侦查的程序性规范、发挥数字检察的能动监督效能、落实与个人信息保护相关的程序性权利、增强控制主体间的知识协同等措施进行规制，以形成大数据侦查中个人信息保护的制度体系。

关键词：大数据侦查；个人信息保护；权力控制；风险规制；权利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