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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经济与法律创新研究中心“得理”(DE&LI)工作坊第2期:数据可携带权的国际背景与中国前景



 

201964日,对外经贸大学数字经济与法律创新研究中心在宁远楼729举办了第二期得理(DE&LI)工作坊。本工作坊由数字经济与法律创新研究中心主办,数字经济与社会研究会协办。

本次工作坊的主题为数据可携带权的国际背景与中国前景 会上各位专家学者就欧盟20185月生效的《一般数据保护条例》(以下简称GDPR)中确立的一项新权利——数据携带权及其与基本权利、市场竞争之间的关系进行了深入探讨。本次与会人有:对外经济贸易大学法学院教授梅夏英、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互联网法制研究中心执行主任刘晓春、中国法学会法律信息部副研究员刘金瑞、中国政法大学网络法学研究所副所长商希雪、对外经济贸易大学金融学院助理教授李勇、蚂蚁金服首席隐私官聂正军、蚂蚁金服隐私保护研究中心主任李海英、阿里研究院高级研究员杨建辉、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互联网法律研究中心研究员何波、助理研究员沈达、对外经济贸易大学法学院博士研究生唐经伦数字经济与法律创新研究中心执行主任许可,以及其他业内专家。

 

会议首先由对外经贸大学法学院硕士研究生徐小露和金英分别对数据可携带权的国内外研究现状进行简要梳理。徐小露介绍了数据可携带权的起源与发展、欧盟GDPR相关条文、权利内容与结构、权利属性、数据可携带权的制度缺陷、利弊以及我国是否可引入数据可携带权。金英则从欧盟第二十九条工作组的可携带权指南出发对数据可携带权做了进一步的分析,并且将数据可携带权与其他国家相关类似制度如澳洲消费者数据权法案》、欧盟《支付服务指令2》等进行了比较。

 

随后,许可基于国内外关于引入数据可携带权立法探讨,以及头腾大战事件中关于腾讯数据是否可依用户同意携带到其他平台的争议,提出在立法实践中研究可携带权的重要性随后他从欧盟数据可携带权的两个维度个人信息自决权促进竞争工具这两个层面展开具体分析

关于个人信息决定权,他从道义主义视角,指出数据可携带权忽视了数据的公共性和情景依存性;从功利主义视角,指出因同意的虚化和第三方数据风险,个人信息决定权反而可能损害主体利益。关于数据可携带权是否能够促进竞争的问题,他从市场竞争要素、完全竞争、完全信息和成本收益完全内部化几个角度进行了分析。对完全市场竞争的要素分析后,他认为数据驱动的市场不同于传统市场数据可携带权作为促进市场竞争的工具并不能站住脚。最后针对以上问题他提出数据获取者向数据控制者付费的解决思路。

 

刘晓春对于数据可携带权中的利益冲突、权利边界、权力架构及其是否能促进竞争方面提出了自己的见解。刘晓春认为,可携带权的核心在于可以要求企业对数据的传输提供配合,这不同于一般的个人数据保护权利,较难认为是一种基本权利。可携带权的行使过程中涉及到多方主体的利益,同时还负有促进竞争的使命,因此不能从简单的权利属性来理解其制度构建。在进行可携带权相关领域的理论反思和规则构建时,需要考虑企业的数据权属、竞争秩序的维护等要素,本质上是一个利益衡量和用户便利的问题。对于数据是否可携带,需要分别考量具体场景下,数据对于个人和企业的重要性,判断是否可能存在市场失灵,而不应用一个一揽子的权利设定,来解决多元而复杂的政策目标,这会成为一种不可承载之重。


梅夏英教授认为,数据可携带权和个人信息保护体系是不一致的。作为一项限定于网络空间的权利,可携带权不可能是基本人权。数据分享可以自愿但不能强制,否则违背市场竞争,超越平台义务范围。数据携带不构成权利只可通过合同来实现。因此,不应当设置一种特殊的权利形态,其只是一种特殊的服务而已,在未来,互联网上的分享可以技术发展起来后得到实现。

 

刘金瑞坚决反对数据可携带权。他认为数据本身不能被控制,也不能被确权。并且,数据可携带权是线上存在但线下不存在的权利,与社会生活不符。GDPR规定该权利的目的是强调个人信息的控制,权利本质是通过法律上的控制来实现事实上的不能控制没有进行充分的利益衡量数据之上不仅存在个人利益还有企业利益,数据数据控制者设定将数据传输给竞争对手的义务,确实是强人所难。另外,数据可携权的实现,还存在着例如涉他数据的剥离、数据的可用性存疑和数据安全风险等困难

 

聂正军从产业角度提出了对数据可携带权的看法。首先,数据可携带权将会对整个数字经济产业产生巨大影响。其次,他指出应全面思考数据可携带权用户整体福利的关系。数据价值的凸显使其成为互联网核心竞争力,可携带权激励竞争方面,有能力打破市场既有格局。同时用户整体利益的提升不局限在个人信息权利是否得到保障上,而应置于市场中看可携带权的引入应基于场景而不是绝对化适用于所有情况。他进一步提出在公共事业医疗卫生领域中赋予数据可携带权的必要性操作性更强。他最后强调,警惕数据可携带权被上升为人权和人类普世价值观层面。

 

杨建辉认为仅靠数据主体的个人信息决定权作为数据可携带权的法理基础,并不充分。数据可携带权作为打破数据壁垒孤岛的工具既不需要也不能做到这一目标,数据在收集上的易获得以及在使用上的可替代性使数据本身就有消除壁垒的特性,不需要通过可携带权方式解决。最后他认为可以根据产业特点在某些产业、某些场景要求数据开放,没有必要以一般性的权利来规制。

 

商希雪认为可携带权和企业利益是冲突的,可携带权的行使将有损企业的市场竞争优势地位;但同时可携带权也有其合理基础欧盟立法设立该权利出于保护用户以及其处于劣势的互联网产业认为应该在不同的个性化应用场景服务协议中对可携带权设定具体的条件和限制。

 

沈达认为,数据可携带权在立法目的上有欧盟削弱美国巨型互联网公司、加强欧盟居民的数据控制的政治考量。目前,中国处于比较被动接受欧盟制度的劣势,或许可以考虑基于自己的互联网先发优势提出超前的制度引领其他国家接受。

 

唐经纶从反垄断法的角度介绍了反垄断法对数据可携带权的态度。目前反垄断法主要考虑企业拥有的数据及数据运用方式是否可以排除限制竞争问题。从立法上看,界定市场支配地位考虑因素多达46个,互联网领域认定市场支配地位非常谨慎和严格,而数据在此中的权重却并不明确,需要实践检验。企业不会仅仅因为拥有数据就被认定为具有市场支配地位。

 

李勇认为相对于数据,开发数据的技术和能力才更有价值相对于单一的数据,聚合起来的数据才更有价值,用户提供数据给服务商就是携带数据入股,而可携带权的行使就是用户用脚投票。数据上共存着个人和企业的利益,而数据的产权界定不清晰导致市场失灵,因此产权不清晰时只能靠政府和立法解决。

 

总之,数据可携带权作为一项前所未有的权利,自确立之初就引发了国内外学术界和实务界的广泛讨论,其中不乏质疑与批评。本次会议立足中国个人信息保护法立法背景,对数据可携带权的权利属性和立法目的进行了深入剖析虽然存在观点分歧和碰撞,但与会专家学者均认为:不宜引用一般性的数据可携带权而应区分数据类型、应用场景和行业领域,因地制宜地做出规则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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