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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博是为了他们

——访1998 届博士研究生校友、中国证监会首席律师 焦津洪

焦津洪,1984 年本科毕业于北京大学法律系,1986 年自人民大学民法专业研究生班毕业后来贸大国际经济法系任教,后任法学院副院长,1998 年成为贸大第一位法学博士学位获得者,2002 年底调入中国证监会任法律部副主任,2012 年任深圳证监局局长,2018 年 9 月任中国证监会首席律师。


1、考博三理由


焦津洪在职报考贸大博士研究生有三个理由。理由之一,他是一个读书人,研究是他的兴趣所在,考博之前他与冯大同教授合著的《国际货物买卖法》教材已经出版。理由之二,他觉得,既然在对外经贸大学教书,客观上就需要补上国际经济法这一课。理由之三,也是焦津洪考博的一大动力,来自沈达明、冯大同两位博士生导师的个人吸引力。对于当时年近 30 岁的焦津洪来说,这种吸引颇有点像今天的年轻人的偶像崇拜,是他对两位教授学问的崇拜,更是对他们人格的崇拜。


沈达明先生与焦津洪



焦津洪在北大和人大都读过书。老一代学者的风范也接触了不少。他尤其钦佩三四十年代以及新中国建立之初从国外学成归来的那批“海归派”法学博士。这些老先生大都经过国外非常系统的法律专业深造,不仅精通外语,在专业上也完全可与当时顶端国外法学界进行交流。多年来,由于国内的历史原因他们的知识和才华没有得到应有施展,直到改革开放后才重新走上法学的讲台,成为中国法律界最宝贵的财富。沈达明先生即是其中的一位。

焦津洪看到,与沈先生同时代的大学者中,有相当一部分人年事已高,经过几十年人生曲折后因为年龄和身体等原因,已经没有机会站在学术的一线;但沈先生却从 60 多岁开始,耕耘于荒芜了几十年的中国法学园地,并且成为年纪最长、劳作最辛勤、最富有成果的园丁之一。和众多师生一样,他觉得沈先生的学术青春简直就是一个奇迹。这背后的力量或许是这位老先生对自己当年攻读巴黎大学法学博士学位的交代,更是对自己整个人生追求的交代。焦津洪觉得,沈先生的耕耘可以用一个“追”字来概括,追回自己失去的时间,追上中国法学与国外落下的距离。他研究的学问总是超前的,尽管他的衣着是那样地追不上时髦,甚至非常地落伍。身边有这样一位令人崇敬、崇拜的学术泰斗,焦津洪觉得非常幸运,他觉得没有理由失却向这位老先生学习、请教、在他指导下读书、研究,一起“追”的机会!

冯大同教授也是焦津洪尊敬的师长。焦津洪觉得,勤奋是冯教授的最大特点。与沈先生不同,冯先生没有留洋经历,知识结构和外语受到一定局限,但他却能在改革开放后很短的时间里成为我国国际经济法学界的领军人物之一,在法学界获得了非常高的评价,为此,他付出了超人的努力。作为系领导,冯先生也为整个法律系的建设付出了大量心血。而且冯先生为人非常正直,处事公平,支持和鼓励年轻人成长。

一位国宝级的学者,一位第二代学者中的佼佼者,焦津洪考博的理由是那样地充分!


2、“沈氏”风格


在职读博士后,焦津洪与沈达明先生这位学术泰斗靠得更近了。他可以定期到沈老家里请教,沈老也会针对一些问题对他进行指点。他回忆那段宝贵的时间说:“沈老对我要求非常严,有时我甚至觉得如果每次去他家前不先看些书,不带几个像样的问题去,他简直就不会接待我。一进他家门,他往往第二句话就开始讨论专业问题,几乎没有什么客套话。他沉浸在我看书碰到的有趣问题上,娓娓而谈,我们的谈话完全是一种纯粹的学术交往和思想交流。在这种状态和气氛下学习,不仅是我专业上最大的收获,更是人生的最大快乐。”谈过话之后,沈先生让焦津洪带着问题自己读书,有些地方指点一下。“这些指点非常重要,大都是我自己看书时看到但想不到的地方。往往是看了10本、20本书都没有答案的,一问到沈先生,他却在许多年以前已经研究过,甚至写到过。比如对当时出现的信托法律问题,他就已经有多年的研究。他说他的老师 20世纪30年代在巴黎大学开讲座时讲的就是比较英美法中的信托与大陆法中财团法人。再如‘FIDUCIARY DUTY’这一概念,国内一般译作‘忠实义务’,也是英美法的精华,他指出,它在本质上是一种被动的义务,译作‘被信任者义务’更准确。……这些都是沈先生在总结国外法律名著和学者理论后归纳出来的,是非常精到的。经他点拨,我感觉一下豁然开朗了。”

从沈达明先生身上,焦津洪看到一种关心社会的责任感。他回忆:“沈先生社会责任感很强。他很早就担任过对外经贸部的顾问,参与过许多重大决策和课题项目的研究,参与过大亚湾核电站的谈判,为中信公司发行我国首次欧洲债券提供咨询,帮助最高法院、最高检察院处理重大涉外金融案件等等。我觉得他身上保留着中国传统知识分子那种‘经世济用’的追求和志向。”

选择博士论文题目时,焦津洪本来想走个捷径,将以前研究过的国际货物买卖法作为题目。“在把这个想法告诉沈先生后,先生并没直接说不行,而是不予理睬,好像没听见一样,顾左右而言他,这使我顿感惭愧,无地自容。”焦津洪知道,沈先生从来只关心新理论、新观点。于是他下定决心选一个难的、国内几乎还没人写过、在当时国外也比较新的题目:内幕交易的监管。这个论题涉及法律中的证券法、公司法、合同法、侵权法等多个领域,涉及法律经济学等理论。对这一问题的研究,在美国也是从 20 世纪 80 年代后期才开始兴起,而欧洲的研究更晚。

焦津洪惊奇于论文中不断碰到的各样问题,沈先生几乎都能一一解答,甚至出现的中文名词,他马上能指出其英文来源以及如何准确把握其含义。随着中国证券市场的建立和此后的快速发展,完善证券法律制度逐渐变得极为迫切,1999年,中国证券法正式通过。而在中国证券市场和中国法制建设的这个重大事件的前一年的1998 年,焦津洪的论文就正式通过。他庆幸自己选择了这个难题。

焦津洪的博士论文答辩结束后,平时要求学生严格,治学严谨,不轻易夸人,甚至不轻易露出笑脸的沈先生表现出少有的兴奋。他或许想到了 20 多岁时的自己在巴黎大学获得学位的那一刻。他从一间办公室走到另一间办公室,为自己的第一个博士顺利毕业而高兴。

2015 年 9 月,当焦津洪再次回到母院参加纪念沈达明先生百年诞辰时,他再次回忆起从1992 年到 1998 年期间,他每周一个下午到沈先生家去当面请教的场景:“从下午两点多到傍晚,那是我人生中最美好的一段时间。沈老在那里讲,我们几个研究生边听边讨论,太阳一点点移动,直到落山。师母就坐在对面,笑咪咪的不说话。非常幸福的一种感觉……”



3、亲历实践,检验理论


焦津洪为他的博士论文花了 5 年时间,包括到国外收集资料,掌握的当然都是新的东西,这为他今天在中国证监会法律部的工作打下了基础。从一名教师到一名政府公务员,从内心讲,焦津洪是想用所学的知识为国家法制建设,尤其是证券市场的法制建设做一点事。他的工作领域与他的博士论文以及他感兴趣的研究领域非常吻合,他也希望看到所学理论能对实践起一点推进作用。

焦津洪校友



在中国证券立法、执法和监管的第一线,他每天亲历着中国证券市场的法制建设行进脚步的一个个细节,可谓全方位接触。他得以从实践的角度看理论。他看到自己过去学的东西还是很有用的,正是因为有了这些知识,才使他能在处理具体事务时找到比较坚实的理论基础,从而避免就事论事。从另一个角度看,他又有了对过去所学、所研究问题的反馈体验,是法律理论与中国实际情况结合的过程,鲜活的现实让他看到不断学习和提高的必要。他对工作中遇到的新情况、新问题都有一种兴奋感,愿意从理论上找出对策来处理它,而不只是为完成任务。

从北大、人大到外经贸大,三所大学带给他不同的营养。他说:“北大给了我一种社会责任感和理想主义;人大给我的是对中国特有的历史和文化的了解以及在中国做事的思维方法和准则;外经贸大学给了我广阔的国际视野。”他的业余爱好是读散文和哲学,临摹唐人经卷。沈达明先生就酷爱哲学,难怪他们师生间总有心灵的契合。

(作者:紫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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