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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院成功举办第五届贸大法学研究生学术论坛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法学院、《贸大法学》编辑部主办的第五届“贸大法学研究生学术论坛”于2020年12月5日在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宁远楼举行。本次论坛共收到来自安徽财经大学、澳洲国立大学、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东南大学、国防大学、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广东财经大学、贵州民族大学、华南农业大学、吉林大学、暨南大学、辽宁大学、南京农业大学、清华大学、上海对外经济贸易大学、上海交通大学、上海政法学院、山东大学、沈阳工业大学、苏州大学、同济大学、天津大学、天津财经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中国政法大学、浙江大学、浙江财经大学、中南财经政法大学、中南民族大学、中央财经大学、温州大学、香港大学、湘潭大学、西南政法大学、郑州财经学院(以上按拼音排序)和对外经济贸易大学法学院等单位的本科生、研究生同学来稿近60篇。

本次论坛的主题为“《民法典》热点与重点问题探讨”,由于疫情等原因,本次论坛以线下、线上相结合的方式举办。具体包括七个主题研讨内容:《民法典》热点与重点问题探讨(线下+线上)、《民法典》“总则编”的热点与重点问题(线上)、《民法典》“物权编”的热点与重点问题(线上)、《民法典》“合同编”的热点与重点问题、《民法典》“人格权编”的热点与重点问题(线上)、《民法典》“婚姻家庭与继承编” 的热点与重点问题(线上)、《民法典》“侵权责任编”的热点与重点问题(线上)

上午8点30分,会议开幕式在我校宁远楼729会议室举行。开幕式由对外经济贸易大学法学院博士研究生、《贸大法学》执行主编陶朗逍主持。对外经济贸易大学法学院院长梅夏英教授、副院长冯辉教授出席论坛开幕式

(线下参会老师与同学合影)

(线下会场)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法学院院长梅夏英教授作开幕式致辞。梅老师首先对各位同学的参会表达了衷心的感谢和热烈的欢迎,并高度评价了本次参会同学提交的论文。梅老师表示,对外经济贸易大学法学院高度注重培养应用复合型、创新型、学术型和国际化的法律人才,《贸大法学》作为贸大法学院学生自办的刊物,每年举办研究生学术论坛,组织、发言和评议等各个环节都由同学们自己完成,真正实现了广大的法学学子们提供自主学术交流的平台,促进跨学科、跨学校、多领域交流。梅老师强调,学习和研究《民法典》,特别是鼓励和帮助广大的法学研究生们学习和研究《民法典》,对于贯彻和落实党和国家关于全社会加强学习《民法典》的精神,以及提升同学们对于重点和热点法律问题的研究能力,均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最后,梅老师祝愿各位同学在今天的论坛中都能心情愉悦,祝愿论坛圆满成功。

(梅夏英教授)

(冯辉教授)

随后是参会代表发言。线下部分由韩富鹏(清华大学法学院博士研究生)作为代表发言,韩同学表达了对贸大法学院、《贸大法学》举办本次论坛的感谢,强调学术写作需要“本土意识、问题意识、创新意识”,应当懂得“解决真问题、发现新问题”。线上部分由李劲松(中南财经政法大学硕士研究生)作为代表发言,李同学也表达了对贸大法学院和《贸大法学》编辑部的感谢,表示很荣幸能够参与本次论坛,并感受到了本次会议论文集收录文章的高质量。

随后开始了各个单元的主题研讨。主题研讨一是《民法典》热点与重点问题探讨(线下+线上)

在第一阶段的发言环节,韩富鹏同学(清华大学法学院博士研究生)介绍了其论文《民法中“例外规定不得类推适用”的反思与重构》中的核心观点。他认为,原则例外关系是民法体系性的重要体现。传统方法论上的“例外规定不得类推适用”命题,其正当化理由并不充足。在当然推论、非延伸型类推适用和回复型多层次的例外情形下,例外规定的类推适用并不会侵蚀原则规定。原则例外关系是个动态发展的过程,例外规定往往反而代表了法律发展的方向。在民法典的适用过程中,不应一味恪守这一命题,而应对此进行更为精细的探究。路径之一为类型化区割,通过分析原则规定与例外规定的逻辑关系、例外规定的品性、待类推事实与例外规定的相似性,判定该规定是否可以类推适用。路径之二为实质评价,具体衡量类推适用例外规定与拒绝适用之法律后果,何者更具有实质的妥当性。拒绝适用产生适用原则规定的法律后果与产生适用一般消极原则的后果,在论证负担上有所区别。路径之一侧重法的发现角度,路径之二侧重法的证立角度,两路径共同服务于民法典准确适用,呈现出相辅相成的关系。

李凌云同学(苏州大学法学院博士研究生)提交的论文是《论意思表示在行政协议中的特殊性》,将民法典的最新规定纳入行政协议的讨论当中。他认为,虽然意思表示源自私法,但由于行政优益权的嵌入以及公益与私益两个变量要素的衡量,此概念工具在行政协议中的适用范围、表现形态、运作规则等方面均有特殊性。遵循从协议成立到纠纷解决的演进过程,可将意思表示特殊性作为解构行政协议的理论线索。

王冰同学(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法学院硕士研究生)以专业化的视角,阐述《<民法典>视阈下土地经营权性质再探析——兼谈农地“三权分置”的立法完善》的核心观点。他认为,在农地“三权分置”中,土地承包权并不等同于土地承包经营权,土地承包权本质上属于集体成员权的内容之一,土地承包权是土地承包经营权的产生前提,土地承包经营权是土地承包权的实现结果。对农地“三权分置”的合理制度架构应该是“集体土地所有权、土地承包经营权、土地经营权”,并将土地经营权界定为用益物权。新修订的《农村土地承包法》对农地“三权分置”的权属构建并不十分清晰,《民法典》通过后,相关的争议并没有完全消除。在日后的法律修正中,应该对存在的问题进行进一步的立法完善,从而助力农地“三权分置”的顺利推进。

章琦同学(北京师范大学法学院硕士研究生)在《收受网络虚拟财产型受贿的司法认定——以<民法典>对网络虚拟财产规定为中心》一文中将刑法与民法典的虚拟财产问题相结合。她认为,《民法典》已经确立了对网络虚拟财产的保护,民刑一致的理论之下理应对《刑法典》中可能涉及网络虚拟财产的犯罪进行再思考。我国对于受贿罪中贿赂的范围经历了从严格的“财物”到包含货币、物品和财产性利益的“财物”之变迁。将网络虚拟财产纳入贿赂的内涵具有合理性和必要性,且从已有的司法实践来看具有可行性,因此应将其纳入受贿罪的范围之内,以预防和打击网络虚拟财产类型的腐败。

(主持人陶朗逍,发言人韩富鹏、李凌云、王冰、章琦)

在评议环节,吴昱萌同学(中国政法大学博士研究生)就章琦同学文章涉及的“虚拟财产”如何认定价值进行提问。章琦同学予以回应,她认为,基于法律公正的考量,虚拟财产主要以其市场交易价值为准,不以收受人心理的预期价值为考量。王嘉同学(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法学院博士研究生)对各个论文的核心作用予以认可,着重结合关于行政协议的最新规范性文件肯定了李凌云同学论文的实务价值。李钰同学(中央财经大学法学院硕士研究生)在认可各个论文的基础上,求教博士研究生分享论文写作经验,李凌云、韩富鹏分别从语言掌握和基本问题意识、写作方法的角度予以解答。干潘亭同学(对外经济贸易大学法学院硕士研究生)、乞雨宁同学(中国政法大学硕士研究生)也从论文写作的角度出发,与韩富鹏同学、李凌云同学探讨论文选题的方法。

在第二阶段发言环节,吴昱萌同学以法理学的视角,分享《<民法典>是否应当规定“一般性人格权”?》一文。他认为,当前,对一般性人格权的认识存在分歧。一般性人格权应被理解为一种纯粹的哲学一般性,其价值在于促进对具体人格权的认识。在人格权理论尚未得到充分发展的当下,应谨慎考虑在《民法典》中设置一般性人格权。

王嘉同学主讲《从人权角度看个人生物信息保护》一文,从人权视角分析“人脸识别”等技术带来的法律挑战。她从个人生物信息的概念、特点、相关联的人权、面临的挑战等方面对现有研究资料进行了梳理,并结合《民法典》及国际上与个人生物信息相关的文件,整理并提出对加强个人生物信息保护的建议。

李钰同学分享《民法典与互联网时代个人信息问题的回应型治理》一文,从互联网企业的发展出发,探讨法律、行业规范对信息治理的应然路径。她在“告知-同意”原则存在及应用均存在正当价值的基础上,认为应当通过双轨制治理思路的转变、从强化企业自律以及完善政府介入个人信息治理机制的功能定位与手段等展开对个人信息处理问题的回应型治理。

干潘亭同学分享了《<民法典>与<保险法>免责条款相关规定之比较探析》一文的核心观点。在保险法律关系中,保险人处于事实上的优势地位,往往通过免责条款免除自己责任、加重对方责任。《保险法》第17条与《保险法》第19条对保险合同的免责条款分别规定了提示说明义务与无效情形,《民法典》第496条与第497条也对格式合同的免责条款作了规定。她认为,根据条文,《保险法》与《民法典》关于免责条款的提示说明义务与无效情形并不一致,并分析了二者的应然理解和适用方式。

乞雨宁同学以民法与体育法相结合的视角,分享了《<民法典>自甘风险条款与体育法律规则的衔接与适用》文章的核心观点。她对《民法典》第1176条进行了适用范围的解读,回答了观众、未成年人如何适用自甘风险条款与违规行为是否构成故意或者重大过失等具体问题。

(发言人吴昱萌、王嘉、李钰、干潘亭、乞雨宁)

在评议环节,韩富鹏同学对几位的论文作出点评,既分享不同的思路,又对论文的可深化之处提出建议。李凌云同学肯定了几篇论文的突出价值,也提出了一些观点值得继续推敲之处。王冰同学、章琦同学也优先肯定了几位论文的创新,建议一些具体论述部分可以更多地纳入辩证分析的论述思路。

除了上午的主题研讨一部分线下进行以外,下午的主题研讨二至七单元采取线上进行的模式,以论文主要涉及的内容方面对作者进行分组、设计分论坛,以便作者们深入进行交流和讨论。

主题研讨二是《民法典》“总则编”的热点与重点问题,由对外经济贸易大学法学院博士研究生、《贸大法学》编辑林健同学主持。

(线上会场合照)

在第一阶段的发言中,陈龙同学(浙江大学法学院博士研究生)发言的题目是《中国民法典的时代精神探析》。他认为:时代精神是时代的精华,是所处时代人类政治、经济、文化等生活在思想意识形态中的集中反映,代表着社会发展的潮流,为人类社会的发展指明了道路和方向。时代精神是时代的一面镜子,它折射出同一时代人类共同的美好精神生活需要,引领和推动着人类社会向前发展。诞生于二十一世纪上半叶的中国《民法典》,也是属于这个时代精神的产物。在回溯世界人类法治文明历史进程中两部伟大的民法典诞生后得出结论,民法典的制定必须要回应时代精神的基本需要。二十一世纪人类社会已迈入信息、技术、生物、权利、风险、绿色的时代,中国《民法典》对应着时代基本特征,在编纂体例和具体制度设计上都做出了有益的探索和创新,积极回应了时代的要求,彰显了时代精神的基本内涵。

(发言人陈龙)

林兴勇同学(安徽财经大学法学院硕士研究生)发言的题目是:《民事习惯司法适用现状及思考——基于222份裁判文书的实证分析》。林同学基于222份裁判文书的实证分析,对民事习惯司法适用现状予以分析并展开思考。他认为:我国《民法典》第10条对民事习惯的规定,表明我国民法正式接纳习惯作为渊源。在看到我国民法发展的同时,从民事习惯司法适用的裁判文书出发,发现民事习惯司法适用实践中存在着司法适用审查缺失、适用标准差异和裁判文书适用民事习惯内容表述模糊等缺陷。同时借鉴德国、法国和日本民法学界及法律文本中对民事习惯研究和规定的长处,并结合我国实践对缺陷进行思考,提出强化审查意识、丰富统一适用标准和明确内容表述等建议,为审判者合理有效利用民事习惯进行司法审判活动提供有益参考。

赵莹同学(天津财经大学法学院硕士研究生)的发言题目是:《民法典背景下重塑公司法总则》。赵同学认为:当下公司法修改业已提上日程,民法典的编纂过程大量借鉴了公司法的基本规定,修改几乎被(民法典)掏空的公司法总则需关注民法典的编纂逻辑和立法技术。从民法典编纂的视角归纳公司法总则的二元逻辑划分,以实证的角度预估总则内部规范的修改空间和剩余存量。在重复条文的处理上,坚持公司法总则自身体系完整性和独特性,回归公司法作为商事单行法的本质和特征,完善以风险分摊和防范风险为技术设计的公司制度。从这三个维度,构建具有现代公司理念的总则以统领公司法,营造优质的营商环境。

(发言人赵莹、林兴勇)

在三位同学发言完毕之后,进入第一阶段的评议环节。肖朦恺同学(吉林大学法学院博士研究生)对三位发言人的论文提出了几点疑问和建议。首先,对陈龙同学论文的宏观论述方式予以肯定,同时也提出如何把握类似宏大议题写作的疑问。其次,与发言人和主持人就论文中引入长篇域外法的写作方式是否合适的问题进行了讨论。刘昶同学(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法学院硕士研究生)首先也向陈龙同学提出如何驾驭宏大议题写作的疑问。其次对林兴勇同学论文中选取“层级”作为实证分析的关键词的合理性提出质疑。陈淇华同学(华南农业大学法学院硕士研究生)认为三位发言人的论文结构框架都具备合理性。同时也提出几个疑问和建议。一是对陈龙同学的论文中提出的“技术权利”是否构成一项新的权利提出质疑。二是认为林兴勇同学的实证研究的关键词选取可以进一步扩展,如实践中一些判决中还会使用如“民法的习惯”等其他关键词。

在第二阶段的主题发言中,发言人肖朦恺同学(吉林大学法学院博士研究生)分享了主题为《疫情防控下合同缔结的强制与自治——以<民法典>第494条为中心》的论文。她介绍,《民法典》第494条增加了强制缔约义务的适用情形,即“抢险救灾、疫情防控或者其他需要”,这表明强制缔约制度不再强调国家权力的绝对权威。基于利益平衡理念,立法者对《合同法》第38条略显陈旧的强制缔约制度做出了创新性修改,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立法模式从概括式改为折衷式,二是扩大了缔约主体的范围。但由于修改的仓促性与法条本身的不完全性,还需对法条进行解释及完善配套的引致规范来细化强制缔约的具体适用,以期更好地发挥《民法典》在国家治理体系中的重要作用。通过解读法条文本中“其他需要”“合理”“及时”的具体内涵解决强制缔约适用条件空泛问题;通过确立损害赔偿与强制订立合同的责任承担方式解决民事责任机制缺失问题;通过重视行政法规的立法衔接工作解决行政法规配套规则的缺位问题。

(发言人肖朦恺)

刘昶同学(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法学院硕士研究生)的发言题目是:《<民法典>视域下恶意串通规则的教义学展开》,从教义学的视角对《民法典》中恶意串通规则展开论述。《民法典》第154条规定的恶意串通仅指合同双方当事人侵犯第三人合法权益的“真正的恶意串通”,“不真正的恶意串通”并未被涵盖其中。单方法律行为与决议行为中也存在成立恶意串通的可能。恶意串通规则规范的重心是主观恶意与可能的损害后果,其实质乃违背公序良俗的法律行为之具体化。与通谋虚伪表示不同,恶意串通的意思表示是真实的。在成立第三人欺诈、无权处分、债权人撤销权的情形下,不能再适用恶意串通的一般规则。恶意串通侵害的他人合法权益为债权,主观上要成立“意思主义的恶意”,即以侵害他人债权为主要目的。只要存在侵害他人债权的可能性即可成立恶意串通,并不需要实际上构成对他人债权的侵害。

陈淇华同学(华南农业大学法学院硕士研究生)的发言题目是《<民法典>中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作为特别法人问题研究》,她介绍,《民法典》的通过标志着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民事主体定位正式确立。同时也逐渐明确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基本职能是对内服务和对外营利相结合。然而对于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表现形式却容易与农村集体经济组织设置的组织相混淆,加上特别法人制度的提出本身也存在一定的争议,就其特别性问题并不足以解决各种形式的特别法人问题。这些都对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定位为特别法人提出了较大的挑战。对于其定位的法定说和自愿选择说,法定说会更加顺应立法目的。

(发言人刘昶、陈淇华)

在三位发言人发言完毕后,进入第二阶段的评议环节。陈龙同学提出了一些疑问和建议。对肖朦恺同学的论文,建议增添强制缔约合同在司法实践中的类型化分析。对刘昶同学论文提出疑问,即能否举例说明司法实践中的恶意串通。林兴勇同学提出了一些内容和格式上的意见和建议。他指出刘昶同学论文注释的一些格式问题,以及陈淇华同学论文中存在的标题与内容不相对应的问题。赵莹同学对于陈淇华同学的论文提出一些疑问,即在论文中数字标题的层次问题,是否能在文章行文过程中大量使用(1)(2)(3)这种层级的标题,还是应尽量以首先、其次、再次进行替换?并与主持人探讨审稿编辑对此类问题的看法。

主题研讨三《民法典》物权编的热点与重点问题由对外经济贸易大学法学院博士研究生、《贸大法学》编辑靳岩岩同学主持。

在第一阶段的主题发言中,钟诗敏同学(暨南大学法学院博士研究生)的发言题目是《民法典居住权功能扩张的解释论》,她介绍,《民法典》首度于现行法专章规定居住权,在丰富我国用益物权体系的同时为我国住房制度提供了多样化供给和保障。对居住权规则的不同解释会影响该项物权的权利特征及其适用范围,《民法典》为居住权的功能扩张预留了解释空间。有别于罗马法时代所显现的权利属性,在新时期经济社会结构转型背景下,居住权具备保障性与投资性双重特征,维护弱势方居住权益不再是居住权的唯一功能。顺应社会发展解禁人役权属性的固有局限,立基于居住权的用益性和投资性对《民法典》居住权规则进行合理阐释,如此方能充分彰显居住权制度潜在的经济意义和现实价值,并为房屋的多元利用提供明确的规范指引。

张叶东同学(上海对外经贸大学法学院硕士研究生)的发言题目是《论我国法定居住权制度之构建——兼评民法典物权编中的居住权条款》,他介绍,自罗马法以来,人役权体系下的居住权便承担了保护弱者、维护社会稳定的重要职能,近期民法典的出台首次将居住权纳入物权编,然而当前民法典只是针对意定类型的居住权进行立法,却忽视了法定设立类型,即法定居住权。而法定居住权制度的立法在我国存在必要性,基于法定居住权案例的实证研究,可以得出司法实践存在大量类型化的通过法官判决生效的居住权,由此以法律规定的形式将居住权的效力法定化是当前的紧迫任务;法定居住权制度在我国立法历史上曾经初现端倪,然而之后的居住权制度全面废除却终止了这一项进程,并且德国、法国、英美国家都存在法定居住权制度或类似制度的立法和司法经验,我国在未来的民法典物权编可以吸收借鉴这些成熟经验,完善我国的法定居住权立法。

郑志韬同学(广东外语外贸大学法学院硕士研究生)的发言题目是《<民法典>之居住权的基本规定性适用与完善》,他介绍,《民法典》对居住权之确立是物权编最显著的立法进展和制度增设,因此对居住权的界定、设立、行使以及灭失方式等基本规定性适用予以探讨具有重要意义。但《民法典》用六个法条却难以涵括居住权在司法实践适用中的各种情况,构建完善的居住权制度,既需要对现有基本规定性予以完善,也需要对遗漏基本规定性进行补阙。《民法典》应对现有的居住权的设立方式、客体界定以及遗嘱设立居住权之参照适用予以完善,还应在设立方式上增加法定居住权、适当扩大受益主体范围、明确居住权人对房屋及其附属设施的使用权及效力、明确房屋及其附属设施的费用承担,以及增设居住权之物上请求权的规定,以为更好地满足居住权适用的实践需要。

(主持人靳岩岩,发言人钟诗敏、张叶东、郑志韬)

在评议、回应与讨论环节,同学们对发言内容进行了热烈的讨论。任怡多同学(吉林大学法学院博士研究生)认为三位发言人的研究方向各有侧重:钟诗敏同学从居住权的缘起出发,对居住权的理论研究有较为深入的研究;张叶东同学从必要性可行性的角度出发,重点探讨了法定居住权的构建问题;郑志韬同学侧重于规则的适用与完善,对具体条文进行了评议。

汪鑫同学(上海对外经贸大学法学院硕士研究生)认为钟诗敏同学通过扩张解释,有利于居住权的适用更为贴合实际,理论性强,结构清晰。张叶东同学从实际的案例出发,立足于民法典的不足与缺陷,从立法论角度提出了完善建议。郑志韬同学研究比较详细与全面,但可以聚焦更具体的问题。

窦健文同学(中南民族大学法学院硕士研究生)主要对钟诗敏同学的文章进行了评议,由文章中所提到的居住权的扩张和流通功能联想到了抵押权的顺位固定主义与顺位升进主义,认为居住权与抵押权都受到了一定的羁绊,但由于其权利的性质与受限原因不同,解释路径也应当有所不同。

邵跃同学(辽宁大学法学院硕士研究生)概括了三位同学的发言内容,认为钟诗敏同学在居住权的用益性和投资性的基础之上,对民法典的规则进行了阐释,以此充分体现居住权制度的经济意义和现实价值;张叶东同学对法定居住权建构的必要性和可行性分析,对我国物权编设定法定居住权制度的四个部分进行了逐级的分析论证,并提出完善进路;郑志韬同学对民法典中居住权的界定、设立、行使等一些基本规定进行了探讨,并提出完善建议以满足实践需要。

在第二阶段的主题发言中,任怡多同学(吉林大学法学院博士研究生)的发言题目是《<民法典>中土地经营权的法律属性探析》,她介绍,《民法典》将土地经营权予以法定化,实现了承包地“三权分置”的基本框架。针对土地经营权的法律性质,目前学界主要存在用益物权说、债权说及物权化债权说三种学说纷争。通过从法律解释论的角度出发,立足于《民法典》及《农村土地承包法》的规定,结合三类土地经营权的各自权利生成方式,探析三种形态下土地经营权的法律属性。明确承包人及“四荒地”的土地经营权属于用益物权,第三方的土地经营权属于债权,为具体制度构建奠定坚实的法理基础。

汪鑫同学的发言题目是《动产与不动产附和物的所有权归属和补偿规则研究——以民法典第322条为中心》,她介绍,添附制度基于物尽其用和促进社会财富创造的理念一直为各国民法所规定,其处理在特殊情形下不同所有权人之物结合后的所有权归属和补偿问题。此前我国《物权法》并未规定添附制度,在处理相关案件时常以《民通意见》第86条和《合同法》等其他相关法律规定为裁判依据。但是添附制度的物权效力非《合同法》等相关债法规则所能承载。《民法典》第322条首次在物权编中明确规定添附制度,但物权编仅以一款条文难以承载庞杂的添附制度,因此需要对该条文作出解释便于司法适用。由于司法实践中存在诸多动产附和于不动产之上的纠纷,本文以不动产附和为研究对象。基于分析总结以往处理相关案件的裁判经验,再比较第322条的完善之处,以助于添附制度在我国的司法适用。

窦健文同学的发言题目是《论所有权担保——以所有权保留、融资租赁、让与担保为中心》,他介绍,随着市场发展及其对担保的需求,市场主体通过交易结构使所有权发挥出担保作用,担保机理是利用了所有权的权能分离与弹力性,弹力性又附着于处分权能,而因具体规定和《民法典》第388条形成的法定担保物权应当排除在所有权担保的范围外。据此原理,所有权保留买卖中的部分和融资租赁属于所有权担保,让与担保则属于法定担保物权,不属于所有权担保。所有权担保中的所有权在形式上是所有权,在实质意义上是担保权,在第三人取得对相同标的物的担保权时,就会产生担保权的实现顺位问题。除所有权人因登记而取得准借款超级优先权外,第三人享有的担保权应当优于所有权人的担保权或者说不完全所有权。

邵跃同学的发言题目是《<民法典>实施与乡村振兴背景下宅基地“三权分置”法律问题探析》,他介绍,农村宅基地制度是一项极具中国特色的土地制度。近年来随着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传统宅基地制度丧失了赖以生存的制度基础,不能充分满足现实需要。为了更好地解决我国“三农”领域的突出问题,为乡村振兴战略提供制度支持。中央适时提出了宅基地“三权分置”,即所有权、资格权、使用权的三权分置。从现行法律规定探析“三权分置”的内涵以及具体分析使用权的法律性质,进而探讨通过对“三权分立”下宅基地使用权的实现路径,充分实现宅基地的社会保障功能和的财产功能,为乡村振兴战略的顺利实现提供制度支持。

(发言人任怡多、汪鑫、窦健文、邵跃)

在评议、回应与讨论环节,同学们对发言内容进行了热烈的讨论。钟诗敏同学认为该环节讨论的议题都是民法典物权编中最具有代表性的制度,然后着重评议了担保制度,认为《民法典》扩大了担保合同的范围,明确了非典型担保合同的担保功能。《民法典》选取了功能主义的担保制度,其所蕴含的实质担保观与我国的法律传统存在着一定的差异,因此对现行担保的解释论工作有待进一步的解释和深化,以满足实践的需要。

张叶东同学认为任怡多同学深入探讨了土地经营权的性质问题,建议可以以表格的形式对不同性质的土地进行分类呈现;汪鑫同学对添附制度的研究具有现实意义,添附的上位概念是附和,但现有的体系并不完整,应当对其更多的进行解释路径的讨论,可以借鉴相关的域外经验。窦健文同学讨论了有关所有权担保的相关问题。邵跃同学主要针对宅基地的内涵与法律保障进行了分析,同时提出可以对集体土地所有权入市的问题进行思考研究。

郑志韬同学概括了四位发言人的发言内容,认为任怡多同学对民法典的土地经营权的法律属性进行探析;汪鑫同学通过许多案例对动产和不动产附和物的归属和补偿的法律遗留问题进行了探讨;窦健文同学从担保的机理出发,探讨了其归属;邵跃同学从乡村振兴战略的背景入手,分析了三权分置的内涵,进而分析了其完善路径。

主题研讨四是《民法典》“合同编”的热点与重点问题,由对外经济贸易大学法学院硕士研究生鲍韦辰同学主持。

(线上会场合照)

在第一阶段发言中,黄昱斌同学(上海交通大学法学院博士研究生)的发言题目是《民法典背景下保单质押的规则进路——基于保单质押公示规则的视角》,他介绍,我国法律并未规定保单质押的公示规则,然而保单质押无法类推适用应收账款质押与存单质押的规则。对于将权利质权整体纳入抵押权范畴的说法,并未认识到《民法典》担保物权编关于权利质权的客体范围与抵押权的客体范围的规范,采取截然相反的立法政策。我国欠缺普通债权质押的一般规则,债权质权与债权让与也一直处于割裂状态,让与通知也并非债权让与的构成要件。有基于此,保单质押无法安置于《民法典》之中,只能交由《保险法》进行规范。《保险法》应当对保单质押的权利质权属性做进一步的明确,保单质押应当选择登记对抗主义作为公示方法,方能顺应功能主义的立法风潮。

宋天骐同学(吉林大学法学院博士研究生)的发言题目是《论保理合同的担保功能》,他介绍了《民法典》新增的保理合同,在结合保理实践的法律规范和行业准则内容的基础上对保理合同作出如下定义:保理合同是以应收账款转让为核心要素,以资金融通或付款担保为限选要素,以账款管理和账款催收为任选要素的商事合同。资金融通或付款担保集中体现了保理合同的担保属性,二者必有一项为保理合同的内容。保理合同的担保功能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保理商享受的追索权担保,二是虚构基础交易时保理商的保障。保理合同的担保功能实现体现于担保竞存时的权利顺位,而权利顺位则需要区分不同情形具体分析。

宋亭亭同学(中国政法大学硕士研究生)的发言题目是《保理人通知权的理论探讨和体系定位》,她就保理合同中保理人的通知权进行了介绍。她认为,基于观念通知的保理人通知权具有统一性和法定性的特征。保理人通知权能督促转让人及时通知债务人债权转让事宜、增加债务人获知债权转让信息的渠道和增强保理人从事保理业务的积极性。科以债务人核查债权转让真实性的义务不应增加债务人清偿债务的成本。可以对民法典第550条进行目的性扩张以应对保理合同订立后的基础合同变动问题。鉴于无法调和普通债权转让合同中受让人通知权与保理人通知权之间的矛盾、根据民法典第546条第1款可以推出保理人享有通知权、保理合同与与典型合同在体系相似度上存在差异等,应将保理人通知权置于合同的变更与转让一章。

(发言人张寅旭)

张寅旭同学(上海交通大学法学院硕士研究生)的发言题目是《主债权裁判后未主张抵押权的法律后果——基于裁判分歧的展开与分析》,她介绍了主债权裁判后未主张抵押权的法律后果。她认为在主债权获得生效裁判支持情况下,主债权诉讼时效为中断亦或结束,影响了《民法典》第419条的适用,决定抵押权能否受到保护。法律上并无明确规定,理论上亦无通说,导致法院裁判观点不一。通过对第419条及相关规范性文件进行分析,中断说在体系上更为自洽。从抵押权目的、相对独立性属性、时效中断解释、执行时效定位、道德诉求等方面出发,中断说妥当性得以证成。面对合理信赖与权利稳定的质疑,中断说亦能化解障碍。因此,在主债权获得胜诉判决时,抵押权效力不受不利影响,应当获得保护。

陈世博同学(西南政法大学本科生)的发言题目是《论民法典中价款债权抵押权制度之合理性》,介绍了《民法典》新增的价款债权抵押制度。他结合域外经验,围绕10天“宽限期”设立的合理性与价款债权抵押制度关联紧密的所有权保留制度,展开论述。他认为当事人双方都具备充分的理由选择价款债权抵押制度而非所有权保留制度。对于价款债权抵押权自身的竞存问题,他认为仍然应当适用一般受偿顺序,将双方视为形式上的平等主体进行判断。

在评议、回应与讨论环节,杜新梅同学(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法学院硕士研究生)对黄昱斌同学认为学者忽视了功能主义的立法风潮对保单质押的制度建构造成的影响观点表示认同,同时对黄昱斌同学主张保单质押适用登记对抗规则,有利于推进简单高效地设定担保物权、增强担保交易的确定性和透明度表示了肯定。黄敏佳同学(暨南大学法学院硕士研究生)对后三位作者的发言内容进行了评议,她对张寅旭同学关于支持抵押权人能够基于获得胜诉的债权行使他的抵押权表示赞同;她首先肯定了宋亭亭同学抽丝剥茧式的整体论证方式,同时对论述的最后将保理合同的内容移入合同总则篇表示了反对,并提出了自己的见解;她赞同陈世博同学所提到的形式公平,因为涉及商事关系所基于的外观主义与形式主义密不可分。刘合臻同学(同济大学法学院硕士研究生)结合其作为助理检察官的工作经验,类比合伙合同的相关内容,对第一部分涉及保理合同的同学发言进行了概括式分析。汪楷程同学(天津大学法学院硕士研究生)从第一阶段的五位发言人的行文结构与内在逻辑角度进行了分享,肯定了开门见山式的论文写作方式,同时对行文松散的论文提出了相关建议。

在第二阶段发言中,杜新梅同学的发言题目是《合同解除效果之“恢复原状”的辨析与适用——兼评<民法典(合同编)>第566条》,她介绍了合同解除语境下的“恢复原状”是本来债务的转换形态,承担着依据原权利义务关系,确定返还的具体范围,为利益返还型恢复原状的典型。恢复原状义务宜采广义解释,“采取其他补救措施”系辅助性规定,为价值形态的恢复原状。原状恢复不能时应以对待给付作为价值补偿的计算标准,并在瑕疵给付情形下适用减价规则。风险负担规则通过风险分配打破了给付与对待给付之间的牵连关系,属于履行不能制度之例外规定,可成为排除价额补偿义务的重要事由。

(发言人黄敏佳)

黄敏佳同学的发言题目是《商事逻辑下保理合同的规制路径》,她介绍了商事逻辑下保理合同的规制路径。她认为用传统民法的“债权转让”理论无法满足通过各方权利义务分配降低商业风险的现实需要;而且该理论面临对《民法典》“保理合同”特殊规定上解释力不足的困境。保理合同的规制中保理交易各方权利义务的分配设置逻辑在于消减和分配商事风险。商法具有双重结构,规制风险要在保理合同的管制面和交易面向上加以应对。尤其是在交易面上,保理合同的规制要符合风险可控的商业逻辑,强调充分尊重意思自治空间的规范进路。为此,对于保理合同等商事合同纠纷,在相关法律规范的解释和适用上,需要评估和阐释主体之间的平等性,最大可能地尊重议约缔约能力相当的合同双方之间的合意。

刘合臻同学的发言题目是《疫情背景下民法典情势变更制度的司法适用与检察监督》,他介绍了疫情背景下民法典情势变更制度的司法适用与检察监督。他介绍到民法典合同编对情势变更制度进行了修改,引入了双方当事人的“再交涉义务”,删除了“非不可抗力造成的”这一限定条件。在新冠肺炎疫情背景下,依法运用情势变更制度妥善处理合同纠纷,需要厘清情势变更与不可抗力、商业风险的差异,全面准确把握其适用条件,同时强化检察监督,从而真正实现情势变更制度在维护交易秩序、平衡利益关系、保障实质正义等方面的价值功用。

(发言人汪楷程)

汪楷程同学的发言题目是《疫情防控常态化下 的“情势变更”与“不可抗力”——以<民法典>适用为视角》,介绍了疫情防控常态化下的“情势变更”与“不可抗力”。因疫情及其防控导致的合同履行纠纷而言,情势变更与不可抗力并不是一种非此即彼的对立或排斥关系,而是一种可以互相转化的兼容关系。两者的核心区别是致使“合同履行不能”还是“合同履行显失公平”,因此法院在审理案件时,可以参照适用“三步走”规则,准确把握疫情及其防控措施与合同不能履行之间的因果关系和原因力大小,妥善处理情势变更与不可抗力的关系,杜绝一刀切式的审判方式,力争达到个案平衡。

在评议、回应与讨论环节,黄昱斌同学基于其作为博士多年的论文写作经验对每位同学的论文都给出了评价与修改意见,涉及到每篇文章的每一部分的具体内容,对于如何修改更易发表提出了相关建议,同时针对问题意识话题给出了自己独到的见解。同样作为博士的宋天骐同学,也对每篇文章都发表了详实的见解,希望能通过自己的评议为每位同学的论文修改与完善提供一份帮助。宋亭亭同学则针对前面同学的发言在狭义的恢复原状为什么是原合同之债的延伸与广义恢复原状的范畴具体应如何解释提出相关问题,同时她对比总结了涉及新冠疫情内容的两篇文章,对显失公平与不可抗力做出了主题归纳。

主题研讨五是《民法典》“人格权编”的热点与重点问题由对外经济贸易大学法学院硕士研究生陈梓璇同学主持。

(线上会场合照)

在第一阶段的发言环节,发言人史晓宇同学(上海交通大学法学院博士研究生)的论文题目是《民法典视野下个人信息侵权过错责任的认定》。他指出,个人信息侵害的侵权归责原则在我国司法实践中呈现模糊状态。个人信息处理造成的侵害具有不确定性,传统的人格权保护无法有效防范对个人信息的侵害。个人信息侵权归责需要体现限制责任范围和法益区分保护的一般思想,同时侵害归因的复杂性要求过错承担因果关系认定的部分功能,因此个人信息侵权归责仍应以过错责任为主。具体过错的认定可以转化为以信义义务为内核、公平信息实践原则为形式的注意义务审核。我国《民法典》第1035、1037、1038条的规定经由解释可以成为个人信息处理者义务的规范基础。个人信息侵权的具体责任承担方式应作体系化理解,而并不局限于损害赔偿。

发言人蔡佳伟、赵志辉同学(吉林大学法学院硕士研究生)的论文题目是《大数据时代民法典对个人信息的厘定与保护——以272份司法判例为基础的分析》。他们指出,随着大数据时代的到来,个人信息纠纷日益频发,个人信息保护的问题成为社会公众的普遍关切。司法实证研究表明,我国法院对个人信息纠纷的裁判路径呈现出核心概念界定不明确、司法救济路径不统一、通用责任条款较普遍等问题。我国《民法典》人格权编对个人信息作出了回应与保护,《民法典》在确立个人信息之人格权益保护的基础上,对个人信息和个人隐私进行区分与厘定,并确立个人信息保护的规制模式和个人信息合理使用的基本原则。大数据时代的个人信息保护应在此基础上,完善个人信息保护的权能体系和保护机制,实现个人信息保护区分化与精细化,通过建立个人信息的分级保护制度来推动个人信息保护全面化与系统化。

发言人刘青哲同学(上海对外经贸大学法学院硕士研究生)的论文题目是《个人信息的界定与侵权责任承担——以“微信读书”侵犯黄某个人信息案为视角》,他指出,个人信息与隐私存在着“难舍难分”的关联,但仍然是各自独立的人格权。一般个人信息和私密信息应分别适用个人信息保护和隐私权保护的规则,对于兼具防御性期待和积极利用期待的个人信息,应当判断信息是否具备私密性。判断个人信息侵权的前提是,该侵权行为侵犯的是“可识别”的个人信息。“告知同意”是信息处理者处理相关信息的合法性基础,在信息主体已被告知且同意的情形下,信息处理者的信息处理行为“合法”。《民法典》第1165条第一款、第1194条的归责原则均为一般过错原则,受害人承担了较重的举证责任,应当确立“过错推定”的归责原则。

发言人陈佳举同学(浙江财经大学法学院硕士研究生)的论文题目是《数据海洋中的人格保护:个人信息保护的制度设计与完善》,他指出,个人信息保护被明确作为一种权益类型规定在《民法典》“人格权编”中,标志着中国个人信息保护模式的确立,这一模式不同于传统对“隐私权”和“一般人格权”的扩张解释,而是明确区分了隐私与个人信息的界线。从中国的立法进程来看,个人信息保护立法呈现出由刑到民、监管重心由线下到线上、规制领域由一般到专门的三重发展趋势。在具体的权利内涵上,个人信息保护中的“个人信息决定权”在保护的范围与程度上不同于通知-删除规则与被遗忘权。在权益性质上,个人信息保护属于利益而非权利,这与中国个人信息的立法进程以及多方利益衡量的价值考量有着一定的联系。此外,《民法典》在权利层面对个人信息保护作出了规定,但在侵犯个人信息的责任要件上有待进一步细化与完善。鉴于权利人与信息处理者在信息获取和监管地位上的不对称,在归责的事由上,应通过立法规定适用过错推定责任,由侵害行为人对其主观无过错进行举证。在侵害行为的证明程度上,当权利人行为无异常时应先推定其自身未泄露相应信息,并在证明特定信息由侵权行为人掌握后即符合“高度可能性”要件,完成举证。

(发言人史晓宇、蔡佳伟、刘青哲、陈佳举)

四位同学发言结束后,高杨(澳洲国立大学法学院博士研究生候选人)、李劲松(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法学院硕士研究生)、王雪娜(山东大学法学院硕士研究生)、朱丹亚(湘潭大学法学院硕士研究生)、俞越(上海政法学院法学院硕士研究生)五位同学对此进行了简要点评。高杨同学认为史晓宇作者的文章水平很高,既有比较法的视野也有本土化的对接。但还存在一些值得讨论的问题,如不同主体在责任认定上是否有区别,负有特定职责的自然人如医护人员对于病例信息是否负有个人信息的保护义务,这些问题都值得在文章中讨论。李劲松同学对蔡佳伟和赵志辉的文章进行了评议,认为他们的文章实证法分析方法运用得当,但同时也有不足之处,如文章对收集到的案件样本数量很小的原因理解错误,样本小并不代表个人信息保护的力度大,反而说明公民个人对自己个人信息保护的意识不足,此外李劲松同学给出了从分析收集信息的类型进行归纳更有利于研究的建议。王雪娜同学则向各位师兄请教了论文写作和案例检索的经验。朱丹亚同学对刘青哲同学的文章进行了评议,认为文章的形式很值得借鉴,资料和内容也很丰富,但文章的逻辑性有待改进。俞越同学对史晓宇同学文章中损害应该是认定损害赔偿责任的核心这一观点进行了探讨。

第二阶段的发言环节,高杨同学的论文题目为《<民法典>人格权编中的“个人信息”之解读——论个人信息的独特价值及其与隐私的界定》。他指出,个人信息的保护在信息时代显得尤为重要,个人信息承载的人格权利益不言而喻。但是,这种保护往往不是绝对的,而需与其他价值权衡。因为个人信息和隐私之间的诸多差异,《民法典》单独对个人信息的保护作出相关规定,这为我国建立和完善个人信息保护的法律制度奠定了私法上的法律基础,为出台个人信息保护的专项立法打下了重要的法理基础。虽然《民法典》的条文没有直接规定“个人信息权”的术语,但结合立法机关的立法原意,应该可以判断《民法典》将个人信息保护确立为一项具体人格权,而非法益。明确个人信息所承载的价值、界定个人信息权和隐私权的区别,对于充分理解个人信息保护的规范性内容极为重要。

发言人李劲松同学的论文题目为《公正评论抗辩的适用要件及效力解释论研究》,他指出,公正评论抗辩作为名誉权侵权案件的主要抗辩事由之一,因其具备的维护言论自由的重要价值,在比较法上得到了广泛的承认,在我国的司法解释与实务中也多有体现。《民法典》虽未明确规定公正评论之抗辩,但从第1025条中可分解出公正评论抗辩的构成要件与法律效果,但对于其理解则仍存在解释的空间。鉴于公正评论抗辩的制度价值以及比较法上存在宽松认定的制度发展趋势。在理解其构成要件时,应对“为公共利益”采客观解释,对“等”采扩大解释而对“侮辱”采限缩解释。而在法律效果的适用上,完全免责的解释路径不具备合理性,可通过诚实信用原则或限缩解释的方式予以补救。

发言人王雪娜同学的论文题目为《民法典视野下公民隐私权与知情权的冲突与协调——基于电子商务的实证分析研究》,她指出,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已于2020年5月28日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通过,并于2021年1月1日起实施,其中的人格权编是我国民法典编纂的亮点之一。在民法典中如何规定人格权,网络背景下人格权的范围如何界定,都涉及对人格权的认识以及法典体系化的问题。文章以电子商务为例,系统分析实践中人格权中极易发生冲突和矛盾的隐私权和知情权,尝试提出重新审视隐私权和知情权的一个实证型思路,并对与电子商务有关的一些规范和实践作初步探讨。从概念和发展历程出发,分析两者产生冲突的原因和表现形式,最后结合中外立法提出调和途径,二者的矛盾的解决需要在维护知情权的基础上将个人隐私的暴露控制在最小的范围之内。

发言人朱丹亚同学的论文题目为《个人信息侵权责任承担问题研究》,她指出,大数据与人工智能的飞速发展致使个人信息侵权主体、侵权手段更为复杂化与隐蔽化。个人信息侵权制度存在归责原则模糊、责任承担方式不合理等漏洞与缺憾,无法适应数据经济时代保护个人信息的需要。《民法典》人格权编最大亮点是侧重了对个人信息保护的立法倾斜,但略显遗憾的是,无论是人格权编还是侵权责任编均缺失有关个人信息侵权责任的立法性补充。个人信息侵权制度的完善将是构建个人信息法律体系的关键,也是个人信息立法的未来走向。因此,为了个人信息权益能更好的依存于数字经济时代,在归责原则上,个人信息侵权责任应采取过错推定原则,依据其财产利益日益凸显的特殊属性,应完善以经济损害赔偿为核心的责任承担方式,并构建新型连带责任赔偿制度以期最大程度保护个人信息安全。

发言人俞越同学的论文题目为《论涉疫个人信息“共享化”路径之展开》,他指出,新冠疫情背景下,涉疫个人信息的不当处理事件的频发引发了公众对于隐私安全的担忧。公私法交错下的涉疫个人信息保护,面临法益界限模糊、执法主体职责不清、责任刚性不足等问题,个人信息的规则体系亟待建立和完善。可能的路径是,通过在私法层面确立个人信息权的地位,并将之内涵以“共享化”,以个人信息的私法规则为根基建构相应的公法规范,个人信息权也经由“共享化”明确私权保护限度,起到个人信息一体化规制的目的。

(发言人高杨、李劲松、王雪娜、朱丹亚、俞越)

五位同学发言结束后,史晓宇、赵志辉、刘青哲、陈佳举四位同学进行了评议。史晓宇同学对高杨同学的文章进行了评述,认为他的文章内容详实,逻辑清晰,全面展现了个人信息保护的法理基础,但同时也指出文章中将个人信息界定为个人权利的部分需要更多的补充论证。赵志辉同学对王雪娜同学的文章提出了几点建议,他指出文章中的个案引入可以添加一个脚注,以便读者查找,同时在论述时加入一些数据可能会更具说服力。刘青哲同学和陈佳举同学对朱丹亚同学的文章进行了评述,他们认为该篇文章论述很有针对性,全面研究了个人信息侵权责任承担问题,但对文章中提到的在个人信息侵权案件中引入惩罚性赔偿的观点发表了不同的见解。

主题研讨六“婚姻家庭继承编”的热点与重点问题主持人是对外经济贸易大学硕士研究生商雯琪同学。围绕离婚案件中未成年子女抚养问题、身份协议、遗嘱瑕疵、夫妻共同债务、夫妻忠诚协议等问题,与会者分享了他们的研究成果和创新想法。

(线上会场合照)

张素敏同学(西南政法大学博士研究生)的发言题目是《离婚案件中未成年子女抚养问题的现状检视与路径破解——以H省1087份民事离婚裁判文书为分析样本》。针对我国离婚案件中未成年子女的抚养问题,她从自身的法官执业经验出发,对目前存在的“子女本位”体现不足、父亲在未成年子女抚养中角色弱化、未成年子女抚养权决定因素单一、抚养费标准过低、探望权执行不能等问题进行了概况总结,其后分析了上述问题产生的原因,如未成年权益保护的立法滞后、未成年子女抚养费的确定标准和依据不统一、未成年子女缺少意见表达渠道、探望权被忽视等影响因素,并针对性地提出了相应的破解路径。她提出,要完善未成年子女权益保护立法,树立“最有利于儿童”的司法理念;应完善未成年子女抚养权的确定流程,合理征求未成年子女意见;要细化未成年子女抚养费标准,建立未成年子女成长基金共管账户等建议。最后,她指出,未成年人是祖国的花朵和希望,在适用新的《民法典》的大背景下,应积极探索我国构建专门保护离婚案件的未成年制度。

(发言人张素敏)

凌晨同学(吉林大学法学院硕士研究生)的发言题目是《民法典背景下身份协议参照适用合同编可能空间初探》。他认为,此次民法典的编纂在婚姻家庭编中的最大亮点是在合同编第464条,赋予了婚姻、收养、监护等有关身份关系协议适用民法典合同编的可能空间,打破了原有合同法第二条禁止适用的传统,实现了财产法与身份法的有机融合。他从参照试用立法技术入手,分别以婚约和收养协议为例,对民法典背景下身份协议参照适用合同编进行了研究,具体探讨了婚约效力问题、婚约财产纠纷中的财产返还范围、财产返还标准;收养协议参照适用合同编的必要性、理论依据和对于缔约过失责任、违约责任、合同解除规则的引入。凌晨指出,此种以参照适用的方式使得传统家事法在完成法典化的同时,以财产法的相关规则填补身份家事漏洞,完成了身份法向民法典的“回归”。

(发言人凌晨)

颜新华同学(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法学院硕士研究生)的发言题目是《<民法典>第1064条(夫妻共同债务)评注》,就《民法典》第1064条关于夫妻共同债务的问题进行了分享。他首先介绍了夫妻共同债务规则的立法概况及其演变过程,以及《民法典》第1064条的规范意旨和功能。他认为,该条确立了共债共签、日常家事代理、共同受益三项司法认定规则,并改变了原有的《婚姻法解释(二)》第24条中有关举证责任的规定。他围绕上述三项规则的内容和本质、具体类型展开了详细探讨。最后,他提出,第1064条仍存在一些不足,例如过分强调共债共签原则或将大幅增加交易成本、与商事外观主义不符、与夫妻共同财产制不协调。针对以上问题,他提出了合理界定家事代理的范围、明确夫妻共同生产经营的内涵外延等完善建议。

(发言人颜新华)

甘**同学(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法学院硕士研究生)分享的文章题目是《民法典视野下形式瑕疵遗嘱的效力——以<民法典继承编>第1136条为中心的分析和展开》。他以打印遗嘱为切入点,对遗嘱方式强制和遗嘱自由的冲突进行分析。他认为,遗嘱方式强制是国家维护公共利益的手段,而遗嘱自由是意思自治在家庭法领域的重要体现,两者的冲突折射的是公共利益与个人利益的矛盾。他指出,《民法典继承编》对遗嘱形式缓和主义有所体现,并以打印遗嘱的司法裁判为样本,探究了遗嘱自由和遗嘱要式的对抗的现实应对,并从法解释学的角度讨论了以“书写”涵摄“打印”的扩张解释路径。他认为在遗嘱形式缓和主义的趋势下,应严格区分其形式要件与实质要素,当二者发生冲突时,应探求遗嘱人的真实意思,其内心真意具有优先保护的效力。

(发言人甘**)

在评议与讨论环节,与会作者对参选论文开展了热烈谈论。甘**同学指出,此次主题的参选论文对问题与现状分析较为透彻,但在对策与建议的回应上略有不足。凌晨同学与颜新华同学就各自的论文结构搭建、修改建议进行了交流。参会者也对研究生写作中常见的如综述性较强而创新力不足、选题难等问题进行了探讨。凌晨同学认为,应培养问题意识,注重日常学习中的灵感,他提到,此篇的论文选题灵感来自参加学术讲座获得的启发。颜新华指出,作为硕士研究生,我们可以多关注中国社会科学院、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等发布的课题指南,在重大的科研立项中密切追踪最新的学术动态。

主题研讨七《民法典》侵权责任编”的热点与重点问题由对外经济贸易大学法学院硕士研究生郭军麟同学主持。

(线上会场合照)

在第一阶段的主题发言中,陈禹衡同学(东南大学法学院博士研究生)的发言题目是《<民法典>背景下野生动物类犯罪的侵害法益研究》,他介绍,《民法典》颁布后,在由传统社会向风险社会的转型过程中,传统法益论下针对野生动物类犯罪的刑法规制存在困局。以往野生动物类犯罪的侵害法益,有秩序法益说和实质法益说之争,其中野生动物资源说在传统社会中最为准确。但是在《民法典》颁布后,强调绿色原则,并伴随动物权利说的兴起,意味着在野生动物犯罪的侵害法益中更侧重生态法益,并对生态法益进行经济化改造。在风险社会中,应该采用多种法益并重的模式,尝试引入社会风险法益论,将被忽视的社会风险作为侵害法益,考虑野生动物类犯罪对社会整体产生的损害。

朱玥同学(贵州民族大学法学院硕士研究生)的发言题目是《论<民法典>中的高空抛物制度》,她介绍,高空抛物问题在司法实践中的争议颇大,特别是对应法条本身的不完善,使得法官处理类似案件时“主动造法”,甚至有违责任自负的法理导致损害救济并不公正。朱同学对该制度民法典相比于现行侵权法更改的地方进行分析,并关于其合理性与实用性做出对应的评价。该类问题牵涉多方利益主体,利益关系复杂,当事人权益保护需要均衡,因此在讨论该问题时解决方法与应对手段大不相同。对比罗马法中对该问题的应对和解决措施,将其作为法源来进行评价,并分析其他国家的立法制度,促进我国高空抛物制度在司法中的具体适用与司法解释的完善,进一步的深化其理论基础且能够实际的处理纠纷,期望民法典能更好的适应居民的“新型生活模式”,保障和谐社会的构建。

(主持人郭军麟,发言人陈禹衡、朱玥)

在评议、回应与讨论环节,同学们对发言内容进行了热烈的讨论。袁帅同学(沈阳工业大学法学院硕士研究生)认为,养殖类和野生类在不同的保护层级和保护力度方面的立法有待细化,他分享了前期内蒙古有关野生动物保护的判决,该案针对的是大量捕杀百灵鸟的行为,袁同学还从公益诉讼的角度进行了分析。袁同学还认为,陈禹衡同学从社会风险法益、生态法益、和资源法益等不同角度来论述,兼顾整体性和层次性,对民法、刑法和行政法的交叉学科研究有借鉴之处。袁同学认为朱玥同学提出了高空抛物制度的完善,问题意识和解决对策都值得称道。朱玥同学的文章提到了实践中的困境和物业管理部门的责任,以及有关机关的调查职责,他建议针对存在的问题提出更细化更具体的措施。

王亚萍同学(温州大学法学院硕士研究生)认为,陈禹衡同学的论文理论论述深刻,观点新颖,社会风险法益论与野生动物保护衔接了《民法典》的绿色原则,符合当前的生态价值观,并提出风险社会公共安全规制的观点。目前野生动物保护法修订草案也引入了风险防范的原则和保障公共安全的目的。王亚萍同学认为朱玥同学的论文进行了详细的观点梳理,对比分析了罗马、德国、我国台湾地区的观点,针对实践中物业部门会根据不同的社会标准对应不同级别的安全保障义务交由业主自主选择这一问题,我国台湾地区实行预防高空抛物行为的商业保险,这一举措是否会破坏实质公平,小区人员是否应当负担这份保险,是否有利于社区稳定,有待商榷。

在第二阶段的主题发言中,袁帅同学(沈阳工业大学法学院硕士研究生)的发言题目是《生态文明理论话语体系下的民法担当》,他认为,面临环境资源危机,法律生态化被提出并率先从环境法学角度提供环境资源治理的法律方案。随着环境法律生态化理念的逐步完善,环境法的私法化和私法的社会化影响,民法也逐渐承担其生态治理效能。《民法典》中融入绿色理念,提供民法制度保障,中国特色民法体系回应时代需求,同时也开启生态保护民法新起点,立法上,从总则编和各分编对民法的生态效能进行体系化设计;理论上,探索民法生态化的理论调适空间;实践上,提升环境资源审判制度,完善环境执法的管理制度,优化创新执法方式,体现民法的生态担当,对助力生态文明建设具有重要意义。

王亚萍同学(温州大学法学院硕士研究生)的发言题目是《浅析绿色民法典时代下“绿化解释”的环境权》,她认为,《民法典》除了总则编的绿色原则外,在各分编中绿色原则也是贯穿其中,许多条款进行了“绿色化”,这为民事活动确立了“绿色规范”的内在约束机制,为建设生态文明提供基本的制度保障,为直接从源头上控制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提供法治基础。这部响应生态文明保护的民法典基本上实现了环境权概念的核心诉求。将环境权定义为广义上的环境权,即“基本环境权利+基本环境义务”,对民法典中各绿色条款进行梳理并进行相应的“绿化解释”,结合当前环境权发展的背景,从而凸显出环境权在权利体系中的地位,体现出生态文明保护理念,为基本环境权的正式设权打好坚实的基础。

(发言人袁帅、王亚萍)

在评议、回应与讨论环节,朱玥同学认为袁帅同学在理论和实践两方面对文章主旨进行概括,提出环境法的基本原则在民法典的重要运用,介绍了环境保护责任请求权基础的法源,以及生态理念在民法中的具体体现,实践中从立法、司法、执法三个层面介绍了绿色保护原则在民法中的变迁,并采用了数据分析和概括总结的方法,对实践中运行的情况分析,数据直观生动,在以后的学术研究中值得借鉴和学习。朱玥同学认为王亚萍同学分析了环境权利的历史沿革,对绿化解释在总则篇、物权篇、以及人格权篇进行论述,并针对具体条文进行评议,有针对性地提出了自己的意见。明确了绿化权在民法典中的定位,阐述其时代特色和时代意义,最后结合中国发展状况提出构想,这种写作思路值得借鉴。

陈禹衡同学认为袁帅同学与王亚萍同学的问题意识较强,对相关问题进行了较为细致的研讨,文章的立意与论述较为完整。他还指出,论文在细节方面需要进行完善,比如文章的脚注和参考文献格式要规范化,建议文章语言叙述要保持客观中立的态度。在论文格式、文章内容、篇幅安排等方面对同学们的论文写作提出了切实可行的建议。

至17:30分,七个主题研讨环节均结束,闭幕式正式开始。首先由各个主题研讨单元的同学代表对其所参加的研讨作出总结。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的王冰同学、吉林大学的肖朦恺同学等七名同学对自己小组的发言进行了总结性发言。最后,对外经济贸易大学法学院副院长冯辉教授致闭幕词。冯辉教授回顾了五届贸大法学研究生学术论坛的发展历史,代表贸大法学院、《贸大法学》编辑部及本次会议的会务人员,感谢各位同学的积极参与,高度评价了本次论坛的论文质量和本次论坛试行的“学生自主模式”,号召同学们继续潜心学术研究,关注《贸大法学》和贸大法学院的各项学术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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