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想讲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什么是涉外法治？我只是提出问题。第二个问题，如何高效地运作研究院。

对于第一个问题，曾经请教过张文显教授，我问他能否用最简单的语言解释一下什么是法律，他说：“所有法学理论研究最难的一个问题就是这个问题，我回答不好”。今天当我们问什么叫涉外法治的时候，明显的是有不同的看法：涉外法到底是国内法？还是国际法？还是它们中间的交叉学科？

我是1965年考入北京大学法学院的，我毕业以后留校，就在北大国际法教研室当助教，当时我就没有听到过涉外法，只知道国际法，国际公法、国际私法，学习的就是奥本海国际法，英文的、中文的。中国实施了改革开放之后才出现了涉外法的名字。因为时代发生变化了，我们原来是关门建设，人家封锁我们，现在门打开了，改革开放了。改革开放就要解决一个什么问题呢？就是外国人要到中国来投资，外国人要到中国做生意，要定居在这，就涉及到怎么样用中国的法律来调整我们和他们的关系。我当时在北大，后来又成为研究生，有很多机会参与涉外法立法。涉外法分三种不同的形态而存在：一个是独立的法律法规形式，典型的代表就是涉外经济合同法、三资企业法及其三个《实施条例》，完全是独立的单行立法。第二，在国内法里面，专辟一章。如民事诉讼法中就有涉外民事诉讼一章，《公司法》也有外国公司一章。第三种形态就是只有几个涉外条款，甚至只有一个条款，譬如我国的《反垄断法》第二条就是关于我国域外管辖的问题。但是，这一条、两条是关键性的。涉外法是我国社会发展的需要，社会的需要产生了新的法律部门，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它就是国内法的一个组成部分。

历史在向前发展，因为它们依附在国内法上，现在又进入了一个更新的时代，进入了新的发展阶段。中国的法律还有一个重要的职责就是保护我国的发展利益，什么叫发展利益？这个利益不一定在中国，这个利益可能在国外，我们也要保护，我们的法律也要为境外的核心利益服务。问题又发展了，是不是我们还要往前走一步？比如我国在“一带一路”有那么多投资，在“一带一路”的投资，我们的法律能不能管辖到？涉外经济法的发展是根据利益的需要向前发展的。如果我们要解决这个问题，只有国内法是不够的，还要有国际法的内容，或者说在国内涉外立法当中要更多地体现国际惯例，国际公约当中大家都接受的那部分法律原则，甚至一些主要的发达国家的法律原则。

对外经贸大学是个小学校，法学院也不大，但是，它为什么能够培养一大批优秀学生？我们不讲官本位，部级以上的不说，就说专业机构里面，中国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20多年来连续四届秘书长全部都是我们对外经贸大学毕业生，硕士或博士。深圳国际仲裁院现在叫粤港澳大湾区国际仲裁中心，前后两任理事长也多是对外经贸大学的师生。为什么呢？我们找到了国内国际法之间的一个接触点，也就是涉外经贸法，如果国际法脱离中国法，很难为中国利益服务，而涉外经贸法把国际上有益的法律原则引入到国内来，如果只讲国内法，就无法及时地调整国内与国际法之间的法律精神和原则。

因此，结合本人的研究和实践，涉外经贸法就是架在国内法和国际法当中的一座桥梁，它是否属于一个交叉的学科，我们小学校就抓交叉的东西，你说跨学科也好，你说复合型也好，你说国际法也好，国内法也好，都行，只要能与时俱进，解决实际问题就行。对外经贸大学之所以还能培养出很多优秀律师、仲裁员和法官，很重要的一点，就是抓住了学科的交叉性，我们驾起国内法与国际法这个桥梁有益于实践，有益于培养学生。

第二，怎么做？我这么想，还是要以点带面，涉外法治研究院是设在大学里面的，说到底我们这个研究院还是要为培养学生服务的，要通过研究院打造出一批涉外法治精品教材。我们已出版了《中国涉外经贸法》，至今出了第四版，从2001年开始，在首都经贸大学出版的，有十多万册，大家可能都不清楚，这在经贸类学校都得到大家的承认。中国涉外经贸法之外，还可编写涉外民商法，涉外刑法，涉外行政法等等，这个要抓，体现了我们这个研究院是设在大学里的，它的研究成果首先要为培养学生、培养人才服务。

最后一点，这个研究院包括我们的老师、研究员最好做到科研、实践和教学三者紧密相连，形成良性循环，形成良性循环以后这个研究院就会被社会承认、就会被社会需要、就有发展空间，个人如果能做到这点，我想，起码在业界是能够成功的。

事实上，境外法律界更重视的是中国涉外经贸法而不是中国的国际商法，在境外的不少法学院图书馆，有我编写的中国涉外经贸法，而没有“国际商法”，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成立这个涉外法治研究院是非常有建设意义的。

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