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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届惠园“一带一路”法治论坛第六单元会议简报企业海外投资法律风险及防范


主题:企业海外投资法律风险及防范

主持人:杨松(辽宁大学副校长)

与谈人:初北平(大连海事大学法学院院长)

彭岳(南京大学法学院副院长)

地点:对外经济贸易大学行政楼222号会议室

时间:20217316:00-18:20

论坛进入第六单元“企业海外投资法律风险及防范”,由辽宁大学副校长杨松教授主持,发言人包括:招商局原法总王春阁、北京大学法学院张智勇副教授、山东大学法学院黄世席教授、浙江大学法学院副院长赵骏教授、对外经济贸易大学法学院民商法系主任徐海燕教授、对外经济贸易大学“一带一路”法治研究中心副主任边永民教授、兰州大学法学院马明贤教授、武汉大学国际法治研究院副院长漆彤教授、郑州大学法学郭德香教授、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唐林教授等。大连海事大学法学院院长初北平教授和南京大学法学院副院长彭岳教授就该单元议题下的发言进行了与谈。


(主持人:辽宁大学杨松副校长)


一、发言人: 王春阁(招商局集团有限公司原总法律顾问)

主题:企业海外投资法律合规风险及防范

招商局集团有限公司原总法律顾问王春阁就企业海外投资法律合规风险及防范分享了自己的思考,王春阁首先结合自己的实务经历,介绍了招商局集团的概况,分享了招商局集团在参与“一带一路”建设过程中所遇到的法律风险及其风险防范情况。在参与“一带一路”建设过程中,除了汇率风险、信用风险、政局风险、战争风险外,尚存其它几类特殊的问题:第一,企业投资过度依赖于国家关系或领导人关系;第二,国家标准的差异性为企业对外投资带来了极大的不便利;第三,国家间的政策协调比较缺乏,企业个体参与园区建设的谈判力不从心;第四,民营企业融资困难,现有融资渠道相对单一;第五,投资保护力有限,双边投资和保护协定亟待更新。紧接着,王春阁就企业风险合规的常见节点进行了总结:一是代理人违规的问题;二是信息披露的问题;三是投标违规,相互压价、串标、伪标的问题;四是企业招待与商业贿赂问题;五是税务和财务的处理问题;六是现金支付的问题;七是采购的问题;八是生态环境的问题;九是社会责任问题;十是劳资纠纷问题;十一是宗教礼仪和风土人情问题。对于企业如何有效防范海外投资风险,王春阁认为可从法律公益制度建设、投资项目评估与尽职调查制度建设、运营监控机制建设、中资企业间协调、员工和股权本土化建设、人才培养、企业社会责任承担和优先选择以仲裁为代表的适合企业的争议解决方式。


二、发言人:  张智勇(北京大学法学院 副教授)

主题:经济数字化背景下国际税收规则变革的思考

北京大学法学院张智勇副教授结合双支柱方案,讨论了经济数字化背景下国际税收规则变革的相关问题。针对经济数字化对既有所得税国际税收规则带来的挑战,在双支柱方案出台之前,一些国家和地区诉诸了单边措施,比如数字服务税。以法国立法为例,数字服务税为间接税,而非所得税,虽然允许将数字企业缴纳的增值税从数字服务税税基中扣除,但是难以解释同一服务被两次课征商品税的情况。美国认为法国的做法歧视美国公司,并对法国发起了301调查。与数字服务税方案不同的是,双支柱方案的支柱一的金额A规则是所得税方案,也是多边机制。202171日,130个国家和地区就双支柱方案达成共识,并在支柱二方面设定了15%的全球最低公司税。当然,双支柱方案的具体规则还需要进一步完善。不可否认的是,发达国家在国际税收规则制定方面仍有很大的影响力。15%的全球最低公司税以及支柱一金额A规则的最新发展也受到美欧G7会议妥协结果的影响。中国作为资本输入和输出大国,需要进一步考虑税收规则如何便利吸引外资和促进海外投资以及如何防范税基侵蚀和利润转移等问题。作为发展中的大国,中国对于国际规则的接受应以本国利益和共赢为出发点,在完善国内税制的同时,帮助广大发展中国家提升税收征管能力,并为国际税收规则的发展贡献中国的智慧。


三、发言人:黄世席(山东大学法学院 教授)

主题:“一带一路”背景下我国海外投资者的社会责任

山东大学法学院黄世席教授就“一带一路”背景下我国海外投资者的社会责任问题进行了分析,并认为国际投资活动中产生的社会责任问题已经引起了越来越多的关注,当前中国海外投资者发布的“企业社会责任报告”多是强调对当地人的拆迁补偿、学校和其它基础设施建设等,对于环境、劳工和人权等涉及较少。国际公法原则上支持国家可以对拥有本国国籍的跨国公司的海外活动实施某种程度的监督,荷兰Shell案便是典型。国际公法约束的是国家,缔约国必须把有关公约的规定转化为国内法,而公约之规定不能直接约束投资者,其更多的是一种软法规范。中国海外投资者社会责任政策自20世纪末的起步阶段到2000年前后的起步阶段,再到2010年的发展阶段,经历了的重要的发展演变。总体来讲,我国颁布的海外投资政策和法规中虽然没有明确提及相关原则,但是在具体的政策文件里提出了履行社会责任、环保、劳工,尊重当地法律等义务。目前,我国“一带一路”参与企业的社会责任报告可能存在偏失,企业更多是在装点自身情景下进行社会责任报告,很难赢得社会上的承认。在推动“一带一路”倡议下中国海外投资者社会责任建设过程中,一方面可在国内层面加强企业社会责任立法,研究和批准更多的含有企业社会责任条款的国际公约,对投资者进行企业社会责任的培训教育;另一方面可修改和签订含有企业社会责任条款的投资条约,在投资条约中规定东道国在特定情况下对投资者社会责任的反诉权等。


四、发言人:赵骏(浙江大学法学院 副院长)

主题:“一带一路”数字经济的发展图景与法治路径

浙江大学法学院赵骏副院长以“一带一路”数字经济的发展图景与法治路径为题对相关问题进行了分析。赵教授表示共建“一带一路”为世界经济增长开辟了新空间,为国际贸易和投资搭建了新平台。推动“一带一路”倡议由谋篇布局的“大写意”转向精谨细腻的“工笔画”,不仅需要依托传统产业形态的布局,也需要借助科技革命时代数字经济新形态提供新动能。数字经济提高了生产效率,培育了新兴经济增长点和广阔市场,同时也是促进包容性增长、可持续增长的重要载体,因而成为全球经济发展的新型驱动力,也对全球经济转型和共赢发展发挥着重要的牵引作用。数字治理具有治理规则公正性、制度包容性、发展导向性等基本特征。与此同时,数字经济在引领新的经济全球化的同时,也带来了诸多新的挑战。当前,关于数字经济全球治理方面,我们需要考虑规则的进一步精准供给。在探索“一带一路”数字经济规则构建和完善过程当中,宏观方面需要处理好四组关系:一是经济和法律的关系;二是科技和规则的关系;三是竞争与合作的关系;四是国际和国内的关系。推动共建高质量的“一带一路”倡议离不开数字经济的赋能。数字经济是“一带一路”倡议时代性和先进性的重要体现。以数字经济为支撑,数字基建、数字投资与数字贸易能够优化价值链,推动资源平衡配置,促进传统经济转型,提升经济合作的包容性,通过高度的互联互通增强经济抗风险能力,有效地提振贸易。“数字基建”为“数字丝绸之路”建设和数字经济的发展提供了重要物质基础。在构建“一带一路”数字经济的法治路径过程中要注重以规则导向与规则的精准妥当供给。以规则为导向、开放包容、民主透明的法治化路径,不仅是建立新型国际关系的现实需求,更是国际关系保持稳定和可持续发展的必要保证。同时,要加强互动与联动(加强政企联动的双向互动机制;建立健全相关部门的沟通机制与联动机制;有机促进跨境电商建设与人工智能、大数据、区块链等的结合与互动。)另外,我们要开展立体全景多元合作,发力数字基础设施建设等。面对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机遇期,推动“一带一路”数字经济的规则建设和发展,要提高规则的精准导向与供给,创设内外互动、领域互联、立体多元的合作模式,为国际经贸合作的有序开展提供规则保障,助力多边贸易体制维护,为构建开放型世界经济作出新的贡献。


五、发言人:徐海燕(对外经济贸易大学法学院民商法系 主任)

主题:“一带一路”背景下的跨国数字税收法律问题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法学院民商法系主任徐海燕教授围绕“一带一路”背景下的跨国数字税收法律问题进行了观点分享。数字服务税主要指针对搜索引擎、在线视频、即时通信服务等数字经济平台收入的征税。目前,OECD等国际社会所探讨的数字服务税是一国对他国企业在本国没有常设机构的情况下所产生的利润如何进行征税的问题。徐教授认为开征数字服务税是对数字经济和遏制跨国避税、增加各国税收的有效应对。关于数字服务税的开征,欧洲、印度、美国等基于国家利益的考量而有所差异。目前,英法印等三十多个国家已经单边宣布对外国大型互联网企业开征或准备开征数字服务税。美国由于是互联网大国,数字服务税的开征将影响其本国互联网企业的海外竞争力,因此美国一直没有宣布开征数字服务税。但受新冠疫情的影响,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华盛顿州、马里兰州等已通过开征数字服务税的方式以解决财政困难。关于我国是否开征数字服务税的问题,徐教授认为开征数字服务税在我国是一把双刃剑,因为我国也是互联网大国,若我国开征数字服务税,则有可能影响我国互联网企业的海外竞争力。但考虑到我国互联网企业长期处于野蛮生长状态,存在着重发展轻规范、重创新轻诚信、重数据轻隐私、重快捷轻安全、重盈利轻纳税的短板。徐教授主张在国内层面应当开征数字服务税,尤其在我国高科技企业通过VIE架构将税收流转到国外这一背景下,若不对此加以规制则可能进一步导致经济发展脱实向虚。关于数字服务税如何开征,是将其纳入所得税、增值税,抑或通过其它方式开征,由于时间关系,徐教授欢迎会后进一步探讨。


六、发言人: 边永民(对外经济贸易大学“一带一路”法治研究中心 副主任)

主题:完善我国“一带一路”投资的企业社会责任制度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一带一路”法治研究中心边永民副主任就完善我国“一带一路”投资的企业社会责任(CSR)制度展开了讨论,边教授首先结合“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实况,强调了企业社会责任对于我们国家的海外投资者的重要性。接着从企业社会责任在中国的缘起出发,由中国古代商人的诚信、现代企业社会责任概念传入、政府支持和主导的企业社会责任传播几个方面介绍了中国企业社会责任的形成过程和主要内容。之后,边教授对中外CSR标准的差异性进行了分析,并指出,中国式的政府主导的、自上而下的,强调利益授予的企业社会责任标准,区别于西方的强调权利赋予和权利主体自己争取利益的模式,在治理能力较弱的发展中国家具有相对优势。近年来,国际CSR标准呈现出软法的部分硬化、司法管辖加强的发展趋势,因此,可考虑从加强对企业履行CSR的监督、借鉴OECD的企业社会责任国家联络点制度、提供调解等救济途径入手,推进“一带一路”投资的企业社会责任的落实。


七、发言人:马明贤(兰州大学法学院 教授)

主题:“一带一路”建设中国企业“走出去”的法律风险及防范措施——以中国企业在阿盟国家工程领域投资为例

兰州大学法学院马明贤教授以“一带一路”建设中国企业“走出去”的法律风险及防范措施——以中国企业在阿盟国家工程领域投资为例为题,在线上向大家介绍了中国同阿盟国家的经贸往来情况。目前我国在以阿尔及利亚、埃及、阿联酋等为代表的阿拉伯国家开展了工业园区、体育场馆等项目设施建设,并正在从以往石油贸易为主转入多方式合作的建设新阶段。紧接着,马教授从中国企业走出去的过程中所面临的优势、劣势、机遇和风险四个方面进行了分析:优势表现在“一带一路”政策的支持与中国的外汇储备、钢铁铝储能等方面;劣势表现在投资法律制度有待完善、企业法律维权意识、法律风险防范意识不强,以及国内企业在获得阿盟国家的项目上的盲目竞争等方面;机遇表现在中国与阿盟国家的产业具有资源互补,以及在一带一路背景下埃及、沙特、阿联酋、阿尔及利亚等阿盟国家已然同中国政府签署了相关领域的合作文件等方面;风险表现在阿盟国家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等同中国比较差异性较大。基于此,在具体风险应对过程中,政府一方面要积极构建企业海外投资风险管控体系,另一方面要推动“一带一路”多元纠纷解决机制的建立,搭建有效的信息服务平台。企业要加强海外尽职调查,恰当投保,提高承担风险能力。


八、发言人:漆彤(武汉大学国际法治研究院 副院长)

主题:“一带一路”与我国私营安保企业走出去

武汉大学国际法治研究院漆彤副院长以“一带一路”与我国私营安保企业走出去为题向在场专家做了报告,漆教授阐述了国际私营安保企业的基本发展状况,相对于政府安保,起源于19世纪中后期的国际私营安保更加灵活高效,所能够提供的服务也更加多元化,涉及人防服务、武装押运服务、电子保安服务等。目前,国际安保市场呈现出市场规模不断扩大、人力安保转向高科技安防等特点和趋势,随着安保形式的复杂化和安保业务的集中化,诸多安保公司也正在转型,从传统仅提供单一专业化安全咨询和设计、军事技能训练或人力保安输出的公司转向为可提供全方位安保服务的集团或联盟。2002年至2019年,中国对外投资的年均增长速度达到26%,中国海外承包工程和外派人员也大量增加,常年保持在近百万人左右,面临着多样化的传统与非传统安全风险威胁,海外安全利益保障需求大势递增。基于保护中国海外利益的需要,越来越多的国内保安服务公司与“走出去”的中国企业建立了合作关系,为企业提供安全风险评估、情报信息分析与预警、驻地现场安保等服务,但目前中国安保企业仍存在高素质人才缺乏、企业规模有限、综合业务能力不强等问题,且面临市场准入难、持枪资格受限、企业经营合规能力弱等法律困境。因此,以总体国家安全观为指导,以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为遵循,以增强全球竞争优势为目标,有必要从国家强化制度配套和企业强化业务合规两个层面出发,推动“一带一路”安保企业的发展。


九、发言人:郭德香(郑州大学 教授)

主题:“一带一路”倡议下中国企业海外投资风险及其防范法律对策

郑州大学法学院郭德香教授介绍了“一带一路”倡议下中国企业海外投资风险及其防范法律对策这一重要问题,郭教授认为相比其它跨国经济活动,海外投资由于周期长,相关主体复杂,并且因社会文化、风俗习惯、政治法律等具有差异,继而带来了区别于一般经济风险的特有的挑战。一方面,相应企业面临着较大的外部风险,如“一带一路” 部分沿线国家市场化程度偏低、内部矛盾较多、经贸合作制度化水平较低等;另一方面,相应企业面临着较大的内部风险,如国家层面的海外投资安全保障机制缺失、投资者对海外风险及其法律防范的普遍性认识不足、海外投资风险管理人才缺乏等。基于此,中国企业海外投资风险防范于法律应对过程中应当:第一,在原则层面充分研究东道国相关法律及政策,做好项目或交易的前期尽职调查工作,事前做好明确的交易结构和战略规划,狠抓内部管控体系;第二,在企业层面应重视风险、加强预防、守法经营、善于维权;第三,在政府层面重视提供公共物品、改善治理结构、完善治理规则体系。



十、发言人:唐林(对外经济贸易大学 教授)

主题:从黑山共和国高速公路项目看“一带一路”中的法治建设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唐林教授以从黑山共和国高速公路项目看“一带一路”中的法治建设为题,结合自身法律实务工作的状况,以黑山共和国高速公路项目贷款协议的基本情况作为切入点,为大家介绍其中所涉的关键法律问题。黑山共和国高速公路项目贷款协议所涉金额巨大,达近10亿美金,差不多占对中东欧一带一路投资的10%。由中国进出口银行提供贷款。唐林教授通过黑山共和国的朋友,获得了发表在黑山共和国议会网站上面的英文贷款协议全文。并针对该贷款协议展开了一些提问和讨论。一是贷款协议本身,只是用了一个非常简单的范本,似乎没有做太多的事先协商和精雕细琢。正文本身只有17页。这很容易让西方世世界疑惑,毕竟大背景是西方媒体整天在无端的指责中国的一带一路是向不发达国家输出债务陷阱。二是整个的贷款协议是没有担保的协议。虽然一方面主张主权豁免,另一方面在违约情况下似乎只有黑山共和国破产才能偿还债务。三是适用法律和仲裁机构。适用法律是中国法律。仲裁机构是中国的贸仲。贸仲的仲裁结果到黑山共和国的法院去执行会是一个什么样的的结果。真让国家破产吗。四是自去年十二月黑山共和国政府变更后,又出现了一些新情况,甚至有一些新的挑战,比如新的政府希望欧盟或者美国的银行来接替中国的银行。这些当时在签订合同的时候是不是也都预料到了。唐教授表示,在签订有关一带一路的合同方面,如何一方面充分地保护国家利益,另一方面综合考虑复杂多变的国际形势,真正做到既利于眼前又利于长远,既迅捷又谨慎,既有效又扎实,是一个重要的课题,本身可能也是一个需要不断完善的过程。

与谈环节,大连海事大学法学院院长初北平、南京大学法学院副院长彭岳结合上述嘉宾的讲话内容进行了发言。

大连海事大学法学院初北平院长结合上述发言人的观点集中就政治风险问题进行了阐述,并表示“一带一路”投资的风险除了当地的政策风险之外,同时也面临着来自于最大的战略对手——美国及其战略伙伴所带来的政治风险,可以说美国更重视的不是要去改变中国,而是重视将 40多个盟友团结在自己周围,美国将“一带一路”视为战略竞争这一事实没有改变。初教授进一步认为,法治的内涵远远超过一般的对于法律规范的提供,它是一个跨学科的内容。关于“一带一路”企业投资的法律风险防范,我们欠缺的恰是海外投资法律风险的保险机制,因此,中国急需建立民间的跨境法律服务机制,或推动互助保险法律机制的形成。

南京大学法学院彭岳副院长首先就10位发言人所讨论的主题进行了归类,并分为了三个密切衔接的层次:层次一是从企业的角度讨论风险防范问题;层次二是从国家角度讨论国家责任问题;层次三是从国际法角度讨论国际规则“如何为”的问题。第一个层次即需要明晰企业在海外经营过程中所遇到的问题是中国企业面临的独特风险,还是所有企业均会遇到的风险,并进而考虑国家在解决相应问题过程中所扮演何种作用,是否需要依靠国家通过完善国内法律制度以解决相应问题;第二个层次的问题是当企业不能依靠自身能力解决相应问题的时候,则国家需要基于国家责任进行补位;第三个层次即回归国际规则对于相应问题进行解决。需进一步思考的是,“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国内法差异明显,甚至部分国家合规之规尚且缺乏,因此在相应国家通过合规手段解决投资过程中所遇到的困难则会出现问题。不管是企业的海外合规也好,还是数字化经济也好,我们需要继续考虑的是“一带一路”国家极度灵活化的软法能够发展到什么程度?硬法模式同其他国家国内法产生冲突,应如何协调?

会议最后由主持人辽宁大学副校长杨松教授做了简短而精彩的总结。本单元研讨在与会代表的热烈掌声中圆满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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