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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四宝:法律生涯半世纪


《法律的真谛是实践》第三版 

作者:沈四宝

北京大学出版社

(以下为本书部分章节转载)

                            

法律生涯半世纪

(代序)

 

作为一名法学教授,在法学教学和法律实践领域学习工作了近半个世纪,并且还有机会继续工作下去,这不能不说是一种荣幸。

1965年我考入北大法律系以后,与法学结下了不解之缘。由此经历了法学界(主要在法学教学界)近五十年的风云变幻。

在这个翻天覆地的数十年中,我本人亲自见证了或者说亲身经历了中国法学教育的四个重大事件或四个过程:一是经历了法学教学从有到无的过程;二是经历了法学教学从无到有的过程;三是经历了改革开放初期到美国探寻法律真谛的艰难历程;四是亲历了三十多年来我国法学教育蓬勃发展的整个过程。在法学教育界,人生能经历这四大变化,无疑是一种幸运。从时间上和工作单位来分析,我在北大学习工作了十八年(从1965年入学至1983年离开),在对外经贸大学工作的时间已有三十年(从1983年起)。在上海大学法学院,作为一名非全日制实质院长已经工作了五年。如果把两个大学当院长的时间加起来,已有近二十年的院长经历了。

、亲历中国法学教育从有到无

1965年夏天,从上海吴淞中学考入北大法律系,开始了在北大学习和工作的漫长岁月。掐指一算,竟已达十八个年头。

1965年入学北大法律系之际,正值美好的青春年华。对法学这一学科,认识是空白的。新中国成立于1949年,中国共产党获得政权成为执政党之后,也是重视法制建设的。新中国建立之初,中国共产党把国民党政权颁布的法律(六法全书)及其公检法机关彻底粉碎了,也逐步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等基本法,在全国范围内建立了自己的公检法系统,在当时,对法学教育也是较重视的。20世纪五六十年代初,正规的法学院校数量很少,但是质量却是不低的。当我在北大法律系上学时,全国法律院校已有“四院四系”的规模。“四院”分别是指北京政法学院,华东政法学院,西南政法学院和西北政法学院;“四系”即是指在如下四个大学里设立的四个法律系:北京大学法律系、人民大学法律系、吉林大学法律系和中南财经学院法律系。当时各政法院系的学生数量很少。就拿北大法律系来说,本科实行五年制,五个年级总共不到两百人。我记得我们65级一共四十一人,人数属五个年级之首。还记得当时法律系四年级,即62级只有十九人。据我所知,四个政法学院中,平均人数均在数百人,其中一个特点是,女生特别少。如北大法律系65级只有五位女生,三十六位是男生。62级的十九位学生中,只有一位女生。其他各年级情况都差不多。总之,女生比例一般都低于10%,这与目前庞大的法律院校中,女同学数量超过男同学的现状形成了鲜明对比。另一个特点就是,法律院系属于绝密专业,凡进入该类院校的学生必须符合绝密条件,即其家庭出身必须是工人、贫下中农、干部或者军人,而且要个人表现好。这些学生凑在一起上课,学习和生活,确实很单纯。但社会是复杂的,世界是多样化的。因此,这样的招生条件,除排挤了社会上很有才华又有志于从事法律工作的人之外,还有一个缺点就是使未来主要从事社会工作的人从入学那天起,就使其所在的环境脱离了社会的多样性和复杂性。至于当时把法律专业规定为绝密专业的目的,是为了把无产阶级专政的刀把子牢牢掌握在革命接班人手里。现在看来是一种形而上学。但是,如果我们把“文革”前十七年一直奉行的法学教学理念及方式与当前的法学教学现状作一比较,还是有发人深省的地方。

第一,在“文革”前,教授和老师的基本任务单一而明确,就是培养学生。这是学校工作的重心,其他一切工作都围绕着培养学生这一磨盘转。在我的印象中,当时北大法律系的老教授,包括一些才华横溢的中年老师,他们也写书,发表文章,但数量都不多,而且都是围绕着自己所教的专业。当时北大法律系教授很多,在全国法学界影响也很大。如芮沐、王铁崖、赵理海、龚祥瑞教授等。他们都有自己的代表作,但数量都不多。其余还有如由嵘、罗豪才、魏振瀛这些现在的“家”,当时的中青年老师,他们的主要精力都投向了教书育人工作。

第二,师生关系密切。当时实施的是小班上课制,脱产班主任及辅导员制,师生交流制等,都使刚离家到京求学的中学生们到北大后有新的归属感。老师身上的学问,品质和各种闪光点都能直接影响到学生的成长。记得我们65级配的班主任是魏振瀛老师。他当时给我们的印象是个全面发展的优秀人才:学问高,见识广,脾气好,有耐心,还是个美男子。他已成家,但几乎每天晚上都会到学生宿舍去见学生。可以说,他是个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的人。几十年过去了,魏老师当年的才华横溢又和蔼可亲的模样还让我记忆犹新。我还记得入学不久,他带领我们全班爬香山的美好情景。我想,刚入学的学生一到学校就给他们安排这么一位优秀的老师终日相伴,他的作用和影响是远远胜过任何任课教师的。我自己身上至今还带有他言传身教留下的不可磨灭的印记,并且这些印记也在不断影响着我的学生们。事实上,由学校创造条件,让优秀的老师与学生们长期、紧密地联系和结合,这是我们造就优秀学生不可缺少的教学环节。

回忆当年在北大法律系的学习过程,我和同学们常常由内而外地透露一种自豪感和自信心。这种自信主要来自于这个系有专注学生成长的教授和成功的老师们,包括当时担任系主任的著名法学家陈守一教授。他们在整个法学界散发着的法学气息。65级学生19658月末入学,19665月底“文化大革命”就爆发了,只过了一年不到的正常大学生活。但是自己觉得在北大还是有过一段尽管短暂但仍十分快乐而有意义的大学生活,它是非常令人难忘的。

我记得很多男同学几乎每天课后都会有一场篮球的欢乐,每周一场电影的热闹,同学们各自拿一只小板凳围坐在一起研讨的激情。1965年至1966年,正好是我国国民经济全面好转的年份,大学生的伙食水准是每个月155角,生活条件很好。因为当时一个大学毕业生的工资是每个月56元。但是美好的日子太短暂了。19665月突然爆发的一场“文化大革命”,彻底打破了这种安宁,欢乐和日日向上的学生生活。

第三,强调培养学生们德、智、体全面发展。学校给我印象最深的是,北大的学生生活与高中的紧张学习相比,课程压力立马大减。这样可以腾出时间从事两件事,一是扩大学习范围,学生能有时间到图书馆自由阅读;二是有充分的时间进行文体活动,尤其是体育活动。我记得在大学一年级时,每天早上要出操,下午三点至五点间往往有体育活动,主要是男生篮球,女生排球。为了抢占场地,很多班下午上课总有缺课者,他们的任务是占场地,笔记由其他同学代劳。到了夏天,不少同学还会从北大西南门出发,步行四十分钟,走过六郎庄,到京密运河与颐和园交汇处游泳。回宿舍肚子饿了,就在晚饭时分多拿几个馒头加上咸菜,吃得特香。因为当时北大的学生吃饱肚子是没问题的。可以这么说,当时学生锻炼身体成风,都自觉去锻炼,以便达到德智体全面发展的标准,这为我们未来能应对各种挑战打下了很好的身体基础。

由于必修课少,另一个好处就是有时间看大量的感兴趣的书籍。我至今还记得,一般晚七点之后至十点间,我总是上第三阅览室看我喜欢的人物传记,还作笔记,真是收获颇多。当然,由于“文革”前整个国家的法治建设尚处于探索阶段,由此产生的法学教育与现在比,显得空间窄小,学生根本谈不上具有国际视野。因此,学生们掌握的法治理念不深厚。但我认为,还是具有不少目前可以发扬的东西。

“文化大革命”的到来,对我们在校学生来说,是突如其来的,如天上的闪电触到了北大,一下子就燃起了熊熊大火,从此一发而不可收拾。对我们青年学生来说,“文化大革命”是意外而至的。顷刻之间大厦倾倒,其声势之大,来势之猛,一下子就把正常的教学秩序彻底颠覆了。

后来,很多人总结说,“文革”尤如一场突然而至的战争,一夜之间整个社会即面目全非;也如一场强烈地震,顷刻之间天翻地覆,山崩地裂,整个社会乱了套,中国从此进入了十年非正常状态。

1966525日,聂元梓的大字报一出,紧接着毛主席的“炮打司令部”的文件公布,整个国家的政治、社会、经济、教育、文化秩序全部被打乱。这可以从以下几个口号中得到印证:“马克思主义的道理千头万绪,归根结底就是一句话,造反有理。根据这个道理,于是就反抗,就斗争,就干社会主义。”“彻底砸烂公检法”“和尚打伞无法无天““读书无用论”……

先是停课闹革命,后是全国大串联,所谓“经风雨见世面”,以后就陷入了无休止的派系斗争。即使参加武斗的是少数,但学生上课和学习的条件基本是没有了,大家对前途都感到了无望。大多数同学被称为“逍遥派”,过一天算一天。当时流传着的一句话就是“三餐两躺一场球”,即大学生每天吃三顿饭,睡两次觉,再打一场球来打发日子。事实上,大家都在等待着社会的平稳,秩序的重建,法治的重现,学习的再次开始。这种期待和这种愿望的实现是一个十分漫长而痛苦的过程,现在人们常用,十年浩劫,形容文革,的漫长和破坏力。其实如果从法治的角度和法学教育的角度,“文革”对法治和法学教育的影响是无法用时间衡量的。

二、文革中的教育改革

法学教育从无到有的标志是1977年正式开始通过考试进行招生。事实上,法学教学与其他教育领域一样,在中华大地上出现也有一个渐进的过程。由于北大所处的位置特别,在整个“文化革命”过程中,北大的师生一直在为此而努力,可以说是百折不挠,而且为以后的法制建设和法学教育起到了承前启后的作用。在我的记忆中,它经历了多次试探性的恢复法学教育的努力,包括复课闹革命,恢复留校生和招收工农兵学员。

其实在1967年,毛主席曾发出过号召,要求学生“复课闹革命”。当时,北大法律系老师们已经编写了教材,并且几次试着给学生上课。当时还组织过教改小分队,由中青年老师带领在校生分别去工厂,农村和法院征求工农兵的意见并就地实习。当时我是被带到海淀法院跟着老审判员去农村和工厂办案。师生还同住在海淀法院,大家都睡通铺。那时是冬天,法院资金很少,但还是给我们生了火炉取暖。

应该说复课闹革命时间很长,得有两年多。我们65级学生还是学到了些东西。但是“文化大革命”没结束,复课闹革命的结果是“革命”把“复课”冲了。但是我们不能不看到,当年的北大法律系学生,由于广大老师们的远见及其责任心,他们潜移默化地把自己的法律意识及基本技能教给了他们的学生。由于当时的形势是师生结合,主要时间吃住在一起,很多时间还患难在一起,关系十分密切,从而使我们从他们身上直接学到了很多难以在正常情况下学到的知识、技能、思维方式和品质。

后来,实践证明,我们65级同学如申存良、冀中时、刘争平、刘瑞川、林志忠、黄光兴、郭丽芬等都先后担任过党政和公检法部门的重要工作,曾发挥过重要的作用。此外,还培养出了如张玉敏、田平安、罗玉中等全国著名的专家教授。他们的成就,是与北大法律系老师在“文革”中后期的辛勤劳动分不开的,包括在“文革”中,老师们身上散发出来的智者气息,一直影响着我们。

65年进校的学生当时只有十八九岁,经过五年的学习,到1970年,都已到了应该毕业离校的时候了。1970年北大、清华两校作为大学生分配中的一个特殊现象,就有了留校生。按照教育部的意见,北大、清华6465级中各自选择两百名毕业生留校工作。根据北大校方的指示,法律系共留了九名,我们65级留校四人,包括我,64级留校五人。整个北大留下两百人。作为未来教师的预备队,当时尽管公检法尚未正式恢复,法学教育改革尚未叫响,但这件事传递着一个消息,大学还是要办的,法学教学还是要恢复的。当然,按当时的要求,大学毕业生首先要去工厂,农村锻炼,我们是到仪器厂去的。

三、在仪器厂劳动锻炼

北大仪器厂曾经是为解决北大自身需要而建立的小型简单但工种较为齐全的内部工厂,后来也接受社会上的一些定单,因此有时很忙。各种工序之中最基础、最艰苦、污染最严重又几乎没有防护措施的工种就是铸工。铸工车间的工序是,把生铁锭靠人力用24磅的锤子砸碎,再用小高炉把它溶化成铁水,再由一群人将其抬起来,从炉边抬到车间有五十多米,一路气氛极端紧张,就怕铁水外溅,如发生外溅后果不堪设想。另一个工序是在车间内进行,由木工车间把木模送来,铸工车间就将木模埋入特殊的沙子里。沙子要保持一定的湿度,另一个要素是在保持一定湿度的细沙中加入一定比例的铅粉。记得当时大家都是趴在沙子上造模型,真有点“老鼠打地洞”之感。沙型造好,铁水化好,大家把铁水抬起浇入沙型之中,过上一段时间,马上进行清铲。那个时刻小车间一片乌烟瘴气,掺有大量铅粉的细沙毫不留情地钻进我们的头发、鼻孔、衣服、裤腿内,紧紧粘在人的皮肤上才止步。我记得下班洗澡时,三遍肥皂之后才能出泡沫。其实另一个危险是抬铁水。铁水温度高达上千度,唯一的防护措施是每人一双矮腰皮靴子和一付帆布手套。有一次杜宝国同学不注意,把部分铁水倒入皮靴内,一股烧焦了的人肉味立即弥漫在整个车间之内。当时这个车间才有三个工人师傅,看上去总是处于疲劳状态,在厂子里地位也较低。但他们对我们几位大学生是很友善的,尤其是对我。由于我从小不会干活,常常把活干坏,给他们带来了不少麻烦,心里一直感到不安。

劳动锻炼坚持了两年,确实荒废了学业!但也有十分有益的收获:

第一,吃得苦,尤其心灵上的苦。因为当时不知未来要干什么,而当时从事着城市里工业生产中最脏、最累、最危险的工作,因此,能在这种环境中稳定情绪积极工作,不能不说是一种精神上的胜利。从此以后,遇到的任何困难对我来说都无法与这两年的经历相比。

第二,就是在这样的境遇中遇到了李兰木,开始恋爱而后成家,生子。第一个儿子就生在厂子里提供的当时北大30楼“统知间”里。“统知间”,顾名思义,就是指一个家庭的事情,整个楼道里的邻居统统都能知道。因为大家共用厕所、厨房,没有隐私可谈。记得结婚时,床是由两张学生用的单人床拼成的,一张小桌子是写字和吃饭用的,没有其他任何家具了。我们就是在这样的条件下解决了人生中最重大的私事的。由于我们的爱情和婚姻是在人生低谷时或者说是最困难时决定的,因此底子好,是患难之交,也是我们四十多年风雨同舟,有福同享的基础。

第三,由于本人一直在学校,一直在念书,脱离社会,不知道人世间人要生存下去的艰辛,两年的锻炼使自己的想法更加接近现实,使原先不切实际的理想抱负趋向现实,趋向平民思维。

随着社会向前发展,根据上级的指示,北大法律系要恢复而且要在全国招收第一批工农兵大学生,我们艰苦的两年铸工生涯结束了。因为法律系让我去担任第一届工农兵学员的班主任,从此开始了我的法学教学工作。

四、带工农兵学员

“文化大革命”发展到1973年、1974年,关于中国还要不要继续办大学教育的问题,在知识界尤其是教学界酝酿着一场巨大的争论。大学老师中,一个普遍的观点是,如果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不办教育了,这显然是历史的倒退。知识界要求恢复教育的思潮在各个高校涌动着,而且通过各个渠道,反映到了当时的党的最高层。终于,毛泽东主席发表了他在这方面的“最高指示”。他说:“大学还是要办的,我这里主要是指理工科大学,要从有知识的工农兵中选拔学生,学制要缩短,教育要革命。”这样,工农兵大学生的称号也就出来了。我当时被法律系领导安排到北大法律系的第一批工农兵学员班,即担任北大法律系74级学生的班主任。当时共招了四五十名学生。由于我当时刚毕业三年,年龄在二十六岁左右。工农兵学员来自全国各地,各阶层,但主要来自于工农兵,包括老公检法等政法机关。我还记得,从西部新疆到东海之滨,几乎全国各省市都有。文化程度也参差不齐,有高中生,初中生,个别学生只有小学文化程度。但他们的共同点就是忠于毛泽东思想,而且都有为毛主席、为社会主义祖国学文化的积极性。由于同学间文化基础相差太大,给教学工作带来不少困难。主要是当时没有教科书,主要靠记笔记。当时的教育方法是走“抗大”道路,要求师生结合,同吃同住,与工农相结合,到工厂、农村中学习,与劳动相结合,实现半工半读。

因此,从19748月底开始,我和第一批北大法律系工农兵学员一起,背起背包,离开北大校园,赶赴北京市大兴县后沙峪北大分校。所谓分校,就是圈一块地,盖几间简易房,学生住通铺。三位老师,我、孙绍有和赵震江老师住一间,还有一大间是食堂兼教室。平整一块场地当篮球场。还挖了一个大坑,当作养鱼塘。记得我们还种了西瓜和其他庄稼。任课老师是轮流上课,一般住一星期。当时法律系的张云秀教授、姜同光教授、经济系厉以宁教授都来上过课。现在看来,课程内容都较“左”。比如把西方的公司制度当成资本主义批判而全盘否定,把西方国家的一些法治理念都当成毒草进行铲除,等等。

当时,我们都觉得这么做就是在进行教育革命,就是与以往的教育制度决裂。学生在农村,不脱离劳动,过准军事化生活,就是在新时代探索无产阶级的革命教育路线内容和探索培养无产阶级事业革命接班人的道路。现在看来,这么做对工农兵学员不忘劳动有好处,但确实无法集中精力进行专业学习,而且浪费了大量的人力、物力。这种重复建设,使北大校园现代化的学生宿舍空着,相对现代化的教室空着,教研室空着,食堂空着;另一头,在空旷的农田上又建起十分简陋,效率极低的住地和教室。后来有人称这是一场闹剧,具有形而上学成分。整个学习过程充满了政治学习和不断 的政治运动。加上“文革”已接近末期,重大事件不断,批林批孔,天安门事件,毛主席逝世,粉碎“四人帮”,等等,工农兵学员都必须全力参加,闹得大家应接不暇。我粗略算了一下,工农兵学员学习专业的时间只占20%~30%,其余都在参加运动、参加劳动、搞社会调查或其他如斗私批修等活动。

即使这样,我认为,大多数工农兵学员在其三年学习中,还是学到了一些专业知识,尤其是锻炼了较强的口头和书面表达能力,以及一定的社会工作能力。而这些除了来自师生间的教学相长和同学间的相互取长补短之外,还由于他们本身素质较好,求知欲望强,勤奋刻苦。

北大法律系在1974年以后一共招收了三届工农兵学员,学制三年。到1977年,开始全国正式招生,全国工农兵学员体制也就结束了。这种机制除在很困难的时期培养了一批年轻人之外,也为1977年开始的正规教学体制准备了师资,教材和某些经验教训。因此当“文革”后的1977年,第一批正规大学生进入北大法律系时,北大法律系已经胸有成竹并顺利地开始培养这些新学生了。同时,全国法学界在这个时期共招收并培养了近千名工农兵学员。他们分别在70年代中后期毕业,填补了法学界因1965年后一直到1974年间近十年没有招生的空白。这批学生经过上山下乡,到部队,到工厂劳动的锻炼,对国情比较了解,又有一定的文化和专业知识,在以后的工作中,大多数发挥了很重要的作用。他们中的不少人后来都继续学习,有的又考上了硕士或博士,有的还出国进一步深造。工农兵学员制度,作为中国法学教育历史上的一个特殊并十分短暂的教学现象,作为法学从无到有过程中的一种临时性的过渡措施已经结束了,但它确确实实存在过,也发挥过较积极的作用。

历史在向前。时间到了70年代中后期,大规模“斗私批修”运动逐渐过去,相反,民间求稳定的情绪逐步增长。尤其是我国分别与日本、美国建交以及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联合国合法地位之后。到了1975年,北京市革委会向全市发了一个文件,要求有条件学习外语的群众开始学习外语,尤其是党员干部带头学习,以适应革命新形势的要求。看到并学习此文件时,心里感到世界有可能要变化,自动养成的学习习惯也促使我感到要补课,要补专业课,外语课。当时社会对“文革”前刚上大学就爆发“文化大革命”而停课的学生称为“老五届”,即从1965年入学往前数4届。在“老五届”大学生中,要数65届、64届、63届的大学生学习的专业最少,其中,我们65届只学一年都不到。我从北京市1975年的文件中,已多少嗅到和感觉到了中国的发展必须靠知识,中国的未来还是要与世界各国共同前进的重要信息。

因此,我对系里的以政治运动为主的社会工作渐失兴趣。与此同时,两件事却使我兴趣日盛。一是跟工农兵学员一起学习专业,参加教改,参加实践,二是下定决心,重新开始学习英语,学习专业。由于我从上海郊区农村来,身体健康,精力充沛,决心以别人学一小时,我学两小时的精神投身到即将到来的学习高潮。

到了1977年,我曾担任班主任的74级工农兵学员正式毕业了。这是工农兵学员第一批毕业生。由于当时正处于改革开放前夕,正值用人之际,几乎全部学员都被分配到了重要的工作岗位上。据我回忆,单分配到最高人民法院的学员就有近二十位之多。后来大多数同学都担任了厅级以上的行政干部或法官。

1977年开始,恢复了“文革”前的入学考试制度,工农兵学员制度及其称号也随之消失。从1978年起,全国恢复了研究生考试制度。我本人在1979年又考进了北大法律系,开始了在北大法律系的研究生生活。

五、外经贸大学奋斗三十载

我是从19837月末到外经贸大学工作的,正好跨越了三十个年头。即人生中最美好的三十年光阴,我是在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度过的。

面壁十年

第一次去美国尽管只是一年多一点时间,但是我回国却已经有了自己的两个奋斗目标,即创办一所能够与哥伦比亚大学法学院相类似的法学院,在这个法学院能够做到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学生能以母校为荣,并对自己的前途充满了信心。第二,能创办一个有一定影响力的律师事务所。从即时起,我脑子里一直留存着,法学院、律师所的目标。现在看来,这样的目标定位基本符合我国社会的发展需求,它们体现了我国在改革开放初期,一个北大法律系毕业生的愿景。它们虽没有宏观的治国平天下的气势和气概,但它们确是我一心想实现的目标。

由于各种原因,回国半年取得了北大法学院的法学硕士学位后,就到了北京外贸学院即现在的对外经贸大学。当时是19837月,时值暑假。与北大相比,当时贸大的校园太小,也很破旧。由于我近二十年来在北大校园学习、工作和生活惯了,因此一见贸大这个样子,十分失落。心想还不如我在上海读书的吴淞中学校园美丽呢。当时外贸学院周边是一片农田,公交车站到校门还有两公里的土路。天一下雨,满地烂泥,要穿雨鞋才能过,公交车也无法到达。一进所谓校园,从东门可以看到西门,从南门可以目抵北墙。它有一个标准操场,但却是北邻一个农村大养猪场,北风一刮,气味难闻。整个办公楼,包括各系教研室,主要设置在一个电影棚内。北京外贸学院校园的前身是一个电影拍摄场。我记得我当时被分配到外贸学院的三系,即对外贸易系的国际商法教研室。当时的教研室主任是冯大同副教授,元老是沈达明教授,还有赵宏勋和梁仁杰两位讲师,另外有几位更年轻的老师如曹欣光、陆志芳、王晓川等。我是助教,在北大时已有此职称,因研究生毕业,工资是每月62元人民币。

整个教研室十来个人,全挤在一个十分阴暗和潮湿的摄影棚的约二十多平方米左右的底层房间内。从学术权威到教研室主任到一般老师,谁也没有办公室,而且没有办公桌。我的任务是给全校的大学生讲国际商法公共课和给研究生讲公司法课。对我来说,学校环境的改变让我多少有点失落。但是,我想,这正是实现我心中两个目标的好机会。由于自己从小受到艰苦奋斗教育以及各种磨难的锻炼,于是心里想,在学习知识和做学问的道路上,一定要有面壁精神。当时我下定决心,要在外贸学院起码面壁十年,以图破壁。因此,从19839月起,我就一门心思搞学问和参加法律实践活动。可以说整整埋头苦干了十年。这十年真正是在法学领域内潜心教学、科研和实践,为实现两大目标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11984年,我在北大出版社出版了《西方国家公司法概论》。这是我国解放后第一本较系统地介绍西方国家公司法原理的书。在当时的条件下,两次印刷就高达五万册,足见其影响面之大和社会需要的迫切。十年内发表专业论文四十多篇。

2)从1983年起,我一直作为我国公司法起草小组重要成员,为第一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的颁布和普及,发挥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3)作为专家被任命为当时国务院体改委旗下的中华股份制资询公司副总经理,在孙效良司长的领导下,我与梁定邦、李晓雪、高西庆以及其他学者一起,参加了国内B股、香港H股上市规章的制定,为我国资本市场的建立发挥了重要作用。

在授课方面,除了给北京大学法律系学生,还给中国政法大学江平教授的博士生,徐杰教授的硕士生系统讲授公司法连续三年之久。记得为几大部委局处的干部培训,感觉真是墙(校)内开花墙外红。尽管我在校内只是个讲师,但在社会上的影响力已经能与不少教授并驾齐驱了。

这个时候,我已经四十多岁,在各方面都处于日趋成熟的阶段,如果条件许可,这个时候离校而去,估计我的人生会另有一番风景。但是1983年去美国后形成的两个目标我一刻也没有忘记,我面壁十年的目的不是权力也不是单纯的金钱,我追求的是创建新型的法学教学模式和与此相适应的律师道路。因此,到1994年,当时的系主任,著名的法学家冯大同教授打招呼要我辞掉社会兼职回校担任系主任,我二话没说,就辞去了中华股份制咨询公司副总经理职务,同时放弃了金杜律师所发起人的地位,专心回校从事法学教育和法律系的教学管理工作。

4)作为一个学者,要有自己的专业根据地,要有自己的代表作,要有自己的特色课,要有自己的社会活动空间和参与实践的平台。“一招鲜吃遍天”,自己抓住公司法不放,一竿子插到底,终被社会需要和承认,为未来更大领域的突破打下了基础。

5)法律的真谛是实践,尤其是部门法和商业领域的法律,其与实践,与具体业务的关系犹如水乳交融,形影不离。因此我进一步萌发了一个想法:培养商法方面有用的学生,必须要注意使其与商事业务的知识相结合。

老师的基本职业是授课,授课的基本条件是思维和表达。十年中,我主要给全校学生讲授“国际商法”以及给本专业讲授“公司法”,可以说是全力以赴。我曾把沈达明先生和冯大同教授编写的《国际商法》几乎翻烂了,画了又画,体会上边又写新的体会,铅笔字、钢笔字、毛笔字,层层叠叠,最后,全书没了重点,都成了重点,也就全记住了。我记得1990年全校第一次放手让全校学生直接选十佳青年教师,我荣获第一名,并从校长手中拿到了一个景泰兰奖杯,上面还围了个红布条,至今还留着。通过上课,口才练出来了,演说本领也提高了。

离开北大分配到贸大,这是我人生中的一大转折。在贸大第一个十年的工作和学习完全是崭新的,是一张白纸,让自己能更加谨慎地在上面绘制人生的图画。事实上,这十年的奋斗是十分艰苦的。从当时我的住地北大佟府到蓝旗营要走十五分钟路,这是为了乘331路公共汽车,再转车。但公交车只到和平里北口,然后走到学校又是十五分钟,公交路途是一小时,因此单程从北大住处到外贸学院需一个半小时。这种情况持续了近十年。为了能坐在第一排,我必须五点半到站乘第一班车,任凭风吹雨打,人声鼎沸,我都能在公交车上集中精力看书或备课五十分钟。另一途径就是骑自行车上下班,单程也要一小时三十分钟到达,来回快骑也要三个多小时。因为贸院无住房,全家还蜗居在北大佟府乙8号的破平房内。当时我也已四十多岁了,每周要坚持走这样的路程,还是很辛苦的。

应该说,在贸院开始工作的十年,尤其是前五年也是我人生中处于低谷但却是磨练我心志的高峰期。记得有一天,江苏省委组织部有干部找我,他们先到北大,又乘车到贸大找到我,花了近三个小时,我对他们谈起每天骑车的经历,让他们十分感动,表示回去也要这样艰苦奋斗。

贸院的头十年,是我人生中面壁苦斗的十年,也是从体力、脑力、人格等各方面趋于成熟的十年。这十年中,自己逐步认识到,自己离开北大也能活得好,也能创造一个奋斗的平台。

我始终记得,北大法律系的一名资深民法教授王作堂先生曾深情地对我说过的一句话:“四宝,你应该在外边干得更好,来说明你曾在北大学习和工作过的价值。”

在贸大的十年过去后,以往对北大的依恋之情慢慢退去,一个崭新的奋斗平台和机会慢慢浮现在眼前。

院长十载追卓越

我的前任是冯大同教授,他是我北大班主任魏振瀛老师的同班同学。他率领我们十来个年轻人,从1984年成立国际经济法系到1994年,他年满六十岁时,身体欠佳,执意要下,并推举我继任。当时正值公职人员下海潮,教师们的待遇仍很低的时代。能干的多耐不住学校的清贫,也有不少有识之士感到应到社会上闯荡。他们或进政府掌权,或当律师谋新路,或下商海淘金,或去海外创天地。这一浪潮对贸大法律系的冲击也很大。当时贸大“四大金刚”中的三大金刚纷纷离去,还有远走海外的。全系除了两名老教授外,我记得当时留下的就是年轻一代了,包括焦津洪、王雪华、王军、黄勇、王晓川、王淑霞等,还有更年轻的就是丁丁、盛建民等助教了。全系开会常常不足十人。冯老师交班的时候对我说:“搞教育,要有二才(财),一个是人才,另一个是钱财。”但当时几乎是人财两空。全院的经费在学校账上几乎是零。他对我说,要当院长,每年起码要挣五万元用于发最低的奖金和其他费用,否则院长无法当。我问他,一届几年,他说起码三年,因此我就自己准备了十五万元存着,就怕挣不到钱亏待了小青年们。有一件让我无法忘怀的事,冯教授刚不当主任,某一进出口公司指名要冯教授和我去给它的经理们上课,共三天,每人一千元。当时冯老师的意见是,能否增加到五天,给系里一万元,我们个人不要了。公司说有困难,最后降到了五千元也不行。可想而知,当时接这个法律系主任之难了。冯老师是我十分崇敬的老师,是他把我从北大要了来,同时给我创造了发展的平台。另外,他全身心投入法律系的发展,为以后的发展奠定了基础,是我当时担任系主任的靠山。但十分不幸的是,我刚当法律系主任半年不到,他就英年早逝。他的逝世,对我的打击很大,但也激发了我一定要把法律系办好的决心和信心。

以后,依靠以孙维炎校长为首的校领导和全院师生,法学院开始了重建核心领导班子的过程。此后不久,我们就建立了由焦津洪、王军、王淑霞、丁丁组成的稳定的领导班子,并开始了十多年的迅猛发展。

建立北京市华贸律师事务所(院办)

为了提高教师待遇,为了稳定队伍,也为了使年轻一代教师能有更多机会参加实践,我第一件事就抓了兼职律师所的成立。事实上,当时的北大、人大,以及中国政法学院早在90年代初期就先后成立了兼职律师事务所,并起到了稳定师资队伍的作用。从1994年开始,北京市司法局几乎不再批准新所,但在我和其他几位老师共同努力下,终于成立起了北京市华贸律师事务所,注册资金一万元,由我和焦津洪老师各投入五千元。办公场所就在当时法学院的资料室,名称是焦老师起的,叫华贸律师事务所,目的是与国际经济法系相匹配。第一任所长由我兼任,以后由王军老师和王晓川分别担任了。当时的律师提成比例是三七开,即办案律师拿30%,其余70%全部交给院里支配。律师所开始工作不到两星期,我和丁丁就在与人大法律系的地石律师所的竞争中获胜,接到了一个仲裁案,收费十五万元。这在当时真正是一个大数字。因为当时我每月工资只有一百多元。院里一下子就有了十多万元的额外收入,而且收入源源不断地接踵而至。法律系一下子就活了,收入明显增加了,老师上课有了亲身的实践体会。半年之后,基本停止了人才的外流,而且学生学习积极性明显提高。办学的物质条件改善,法律系的师资队伍也扩大了。在当时,华贸所的建立和适度发展为下述两件大事奠定了基础。

1)响亮提出了“为两个市场培养三会人才”的独特办学道路,并持之以恒数十年。两个市场,即国际市场和国内市场,“三会”人才,即培养既懂(会)法律(为主),又懂(会)经贸,还能熟练掌握英语的法律专业人才。提出这个口号主要是基于改革开放的需要和外经贸大学的特点而提出来的。外经贸大学主要是为国际市场培养专业人才,但考虑到国内外市场的日益融合,培养学生也要适应两个市场的需要,目的是增强学生的能力,扩大其就业范围。

2)外经贸大学本身的特色决定了法学院可以具备的特色。第一,它属于外语类院校,老师、学生本身英语水平较高;第二,该校有两个专业十分突出,一是外贸专业,另一是外贸英语,因此,如果把法律专业建立在这两个肥沃的土壤中,法律专业必然能茁壮地生长出独特之果,因为这体现了跨学科发展的特点。事实上,三会人才口号的提出及其实施,马上带动了全院的教学理念、课程设置、教材建设、教学方法和师资队伍的建设。比如在法学院的课程设置方面,除必修的法律课程外,还增加了“国际商法”“国际贸易”“西方会计”“国际金融”“进出口业务”作为必修课;又如在教学方法上,我们在国内法学院中率先提出了案例教学法,并编写了“国际商法”中英文教科书,实现了双语教学模式。

在教学理念上,强调实践的重要性

为了帮助学生提高各方面的素质,法学院在理论知识与实践,国际法和国内法,公法与私法,学校与社会以及学习与就业之间架起桥梁。这使我院的毕业生近二十年来一直处于供不应求的状态。我们可以自豪地说,尽管国际国内的各种形势跌宕起伏,但相比其他院校毕业生来说,外经贸大学法学院的毕业生就业率始终处于高比例。这表明,以“三会人才”为目标,法学院的各种工作顺利开展起来了。

法学院走了一条以点带面的成功发展道路

外经贸大学法学院从无到有,从弱到强,从哲学的高度分析,是走了一条以点带面的发展道路。具体来说,国际商法是前任们的独创,是个基点,我们在上面做加法,由国际商法带动国际经济法,再带动国际公法和国际私法的发展,从而形成了以国际经济法为重点的国际法学科的发展。因而,我院国际法专业在2000年被教育部评为国家级重点项目。当时在北京与我们竞争的还有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和中国政法大学。但是只有外经贸大学法学院的国际法专业胜出,因为它有特色。

有了国家级国际法重点学科,又带动了民商法专业,在2006年,法学院又获得民商法博士授予权。几年之后,在王军院长领导下,整个法学院获得了一级博士授予点。以点带面发展的特点是,稳扎稳打,步步为营,基础十分扎实。另外,就是要建立有影响力的课程。国际商法,公司法,买卖法,反垄断法,世贸组织法等都是在社会上叫得响的课程。

六,上海大学五年院长生涯

20088月份开始,上海大学常务副校长,钱伟长校长的学生周哲玮教授找到我,谈到有否可能到上海大学法学院当院长。我当即表示了兴趣,其实我是很乐意去的。一是我在贸大当了十多年院长,有成就,也有不如意的地方。我在想,如果此生还有一次机会当院长,我一定会注意这些问题,从而会把工作做得更出色。二是我考虑,我是上海本地人,祖祖辈辈都在上海宝山区,以前叫北郊区(又改名为宝山县)繁衍生息。上海大学是其名称与“上海”两个字关系最为密切,最为直接和最能体现上海风格的大学。此外,上大新校区就位于宝山区的大场镇,离我祖辈居住的淞南镇原沈家宅不远,我就是在这块地方长大成人的。真是天赐良机啊!因为我十八岁离开家乡考入北大,至今已有近半个世纪了,经过数十年的奋斗,在法学领域也有一些成绩,如果能把多年积累的知识,经验和能力贡献给生我育我的家乡法学专业的发展,那是求之不得的呀!当时我提出,由于我在贸大工作已有三十年,当过十五年的院长,感情很深,当时还是院长,2009年贸大才正式宣布我不再担任院长和教授,因此无法全职,只能兼职。周校长告诉我,你可以兼职,上大有一个用人方面的创新之举,即聘请有真才实学的教授当“非全日制实质院长”。周哲玮是上大校长,学工科出身,十分能理解和体谅教授。他思维敏捷,改革动力足,十分平易近人,看人论事很有辩证法,与他接触令人十分轻松,因为他能尊重教授,尊重部下。我记得刚与他谈过一次,他就想尽快把此事落实。有一次我在杭州开会,这么一位有四万学生的校长亲自到我开会的饭店,落实聘任合同的细节,从而使这件事几乎在一个月内就落实了。我记得,我们在20088月底见面,我在9月底已经在上大法学院上班了。在周校长的全力推动和领导下,法学院的工作很快就运转起来。

记得周校长在与我初次交谈中,我深感其为上大建设而求贤若渴之情。他曾深情地对我说,一个单位如果是由一流的学者担任第一把手,则很容易吸收一流的学者、二流的学者来加盟;但如果选择由二流的学者担任院长,则会造成一、二流学者都难以加盟。他是这么分析问题的。应该说,如果上大法学学科得以健全发展,周校长功不可没。而且应该说,周校长是作出了杰出贡献的。可惜的是,一年前,因年龄原因,他已离开了校长岗位。然而,他对上大法学学科的发展的巨大贡献是永恒的。

上大法学院近五年的发展可以归纳为一个口号,几件实事和几个理念。我到上大后,即提出了一个口号,叫做“创特色,入主流,国际化”。经过几年的实践,结合上大法学院的特色,在这个口号下,我们办了如下几件实事。

1)建立了上海大学ADR和仲裁研究院。应该说,几年来它是走到了该研究领域的前列的。该研究院今年编写并由法律出版社出版了第一本《中国仲裁年度报告》(中英文)。每年召开一次全球性ADR和仲裁国家研讨会,并已招生仲裁硕士生。

2)抓“二民一治”建设。即在管理上抓民生,抓民主,讲法治。五年来,法学院老师们的收入有较大增长。其实,一个国家最危险的是学法律的人,从事法律工作的专业人士违法,讲民主的人搞专制。因此,我们法学院五年来建立了数十个内部规章,它们扎扎实实地把院长的权力锁在集体监督下的笼子里了。

3)作为坛主,由上大法学院牵头,从2009年开始举办“长三角法学院院长和书记联席会议”,参加者越来越多,影响越来越大。现已改名“华东地区法学院院长和书记联席会议”,大大增强了上大法学院在本地区的联系面,扩大了上大法学院的影响力,对华东地区法学院院长、书记的定期交流和提高起了很大作用,尤其对提高院长、书记间的沟通和合作起着很大的促进作用。

4)开辟国际化办学道路。国际化的核心是在师生中灌输国际视野和全球意识,使整体教学都能以全球化为指导。此外,在上海率先成立国际化法学教学实验班,同时直接培养外国学生,2012年全年的澳大利亚和韩国的短期学生共四期超过了百人。在培训外国学生过程中,上大法学院的学生也积极参加同学习、同讨论、同参观、同活动,与境外的教学和研究机构紧密合作,同办研究院,进行专业学生互换,教授互通有无,合作搞项目,合作写文章。

5)建立网络状的学生实习基地。上大法学院在实施开门办学的过程中,已与五十个单位签订了合同,建立了实习基地。在上大担任五年院长的生涯中,还与上大法学院的老师们一起,反复强调了以下具有创新意义的理念:

第一,法律的真谛是实践。记住,实践是一切法律的生命之源,没有实践,法律就相当于一张纸,就成为无本之木,无源之水。

第二,信心是一个人的脊梁骨。在任何困难面前,大家都要挺起腰板,信心十足地去迎击它,战胜它,困难最怕的就是克服困难的信心。

第三,性格决定一个人的幸福度。大家都要追求事业的成功,个人的幸福,但这二者都离不开性格的作用。可以这么说,性格是决定这二者的决定性因素。我们要逐步培养起适应自己专业的性格,培养起无论何时何地都让白己能快乐起来的性格。这比其他生活要素更为重要。

第四,智慧的核心是预测。当同学们掌管一部分事业时,经常进行宏观预测,即经常分析形势,预测社会走势,单位走势。当同学们走上工作岗位后,别忘了学会和善于进行微观预测,即能迅速领会同事们、朋友们、领导们、下属们的意图,以便更好地进行交往,把事情做好。

201391日起,我又被聘为澳门科技大学法学院教授和院长。对于我来说,澳科大是境外大学,实行的是一国两制,它又是个私立大学。一切对我来说又是崭新的,又会面临一个新的挑战。从另一方面,该校的法学院的开创者又是我在北大学习和工作时的具有密切联系的老师肖尉云教授和魏振瀛教授。正是上述这些因素,让我对新的任职又充满着兴趣和希望。长期的磨练使我的性格烙下了喜迎挑战,爱好创新的特点。现在面对挑战和机遇,自己觉得浑身是劲,又充满了精气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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