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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代学者——记冯大同教授


 

                                   作者:紫丁

 

我在贸大采访了诸多教授。我大致把早年留学归国在贸大任教者称为第一代学者,把五六十年代新中国培养的教师称为第二代学者。冯大同教授即是第二代学者中的代表之一。  

冯大同,生于1934年,逝于1995年6月18日。我曾于20世纪八十年代末采访冯教授,他当时是我校国际经济法系(七系)主任,博士生导师。我们交谈的时间并不长,但我感受到他那种深刻、儒雅、极富分寸感的风度和这背后的人格力量。在许多年后的校友采访中,我又经常听到校友们对他的一致赞誉,大家评价最多的是:冯教授的课讲得精彩;他为创建法律系鞠躬尽瘁。2014年,1984级法律专业研究生校友史晋京先生出资,以冯大同教授的名字在母校设立了“冯大同奖学金”正是对当年学生对他的崇敬。可见,冯先生虽然已经离开我们已经20年,但他的声音仍然回荡在课堂,他的精神依然激励着后来者。

新中国建国初期,年仅十六七岁的冯大同,已在广州市政法部门担任秘书工作。六年后,拥有了政法工作实践经验的他,作为调干生考入北京大学法律系。1961年,他毕业后被分配到北京对外贸易学院任教,从此开始了国际贸易法专业的教学生涯。

在对外经贸大学,冯大同从助教做到讲师、副教授、教授;在经贸大学,他从普通教师,到系主任和有一定成就的学者。他所走过的路不可谓不艰辛。蹉跎岁月未消磨他作为法学学者的理性,他的口才与文笔被他毫不吝啬地用于他决心终生致力其中的国际经济法的教学与研究

“文革”前及20世纪70年代复校初期,冯大同在外贸系教授“对外贸易法”、“海商法”、“进出口业务”等课程。1979年国家实行改革开放后,法律恢复了尊严,国际经济交往中法律人才呈严重不足。在后来的十多年里,冯大同相继为本科生和研究生讲授了“国际商法”、“技术转让法”、“国际资金融通法”、“票据法”、“国际贸易法”等五门课程

“听冯先生讲课是一种艺术享受”,他的许多学生这样评价他。的确,他那略带广东口音的普通话,他那宽厚宏亮的嗓音,本来就具有很强感染力,再加上他那严密的逻辑思维,生动的语言,沉着冷静的教风,以及一个又一个有趣的国际经济法案例,为他的课又增添了色彩和魅力。

国际经济法是一门与社会经济生活有着紧密联系的学科,关在书房中是搞不好这门学问的。冯先生经常参与仲裁实践,帮助外贸企业解决棘手的国际经贸法律纠纷。频繁的法律活动使他搜集到大量的案例,既充实了他的课堂,也为的科研提供了一手材料。多年来,他笔耕不辍,《国际商法》一书(与沈达明、赵宏勋合编)获经贸部一等奖,已作为全国外贸院校的教材;《国际贸易法》一书(与沈达明合编)获司法部全国统编教材;《国际贸易法新论》一书(与沈达明合编)已作为全国法律高等院校试用教材之一。冯教授说,与沈达明先生合作使他从这位良师身上学到许多东西,受益匪浅;他在学业上的进步,多得于沈老的指导。年龄相差二十岁的两代学者的合作之默契,成果之显著,为不少人所称道。几年来,他们合编教材和专著共七部,约二百多万字,几乎每年出版一本书。此外,冯大同先生还自编或与其他教师合作出书多部。十年来,他参加编写出版的书共达十五部。

时值五十来岁的冯大同教授,正当教学科研事业的盛年。然而,此时他只能一条腿攀登于学术之峰,而另一条腿被牢牢地拴在行政事务的板凳上。作为成立初期的国际经济法系系主任,办公室的电话和会议室的烟雾,让他颇费脑筋,也深感苦恼。

然而,他这条拴在行政板凳上神经高度紧张的腿,并没令他的教学和科研蹇足不前,他仍坚持每学期上一门课,并力求每两年写一本书,或发表几篇论文。如果说他著书有什么决窍的话,那就是牺牲休息与娱乐,就是不要把寒暑假当成休息时间,而是当作笔耕的大好良机。

冯教授是全国性的法学会——中国法学会的理事,也是中国国际法学会和中国经济法研究会的理事,还在国内一些律师事务所和大公司担任法律顾问,并且担任着中国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的仲裁员和香港仲裁中心的仲裁员。教书、科研、行政、社会活动,同时奋战在四条战线——这就是第二代学者冯大同!

如果说在“第二代学者”与沈达明先生为代表的“第一代学者”也有一些共同点的话,那么其中之一就是对教育事业自觉的忠诚。在冯先生身上也体现着这一特征。做行政工作使他失去了许多做学问的时间,但作为共产党员,作为在经济大学工作多年的老同志,他怀着对党的事业的忠诚,怀着对教学工作的热爱,一丝不苟、义不容辞地履行着自己的责任

在行政领导岗位上,冯大同有更多的机会看到经贸教育的发展和其中潜在的危机。他常常感到,作为第二代外经贸大的教师,自己还存在许多不足之处,比如学术功底不如第一代学者深厚,需要重新学习的东西太多。

他同时感到,要使我国的经贸教育跟上时代的要求,光靠第二代人的努力是不够的,需要一大批愤发有为,立志从事经贸教学,青出于蓝而胜于蓝的中青年教师的共同努力,他们是学校的前途和光荣所在。因此每当他看到一些青年人不安于教学,要求另谋“高就”时,心里总会感到十分难过和苦恼。他多希望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能被尽快消除。他希望他的办公室或家中,再也没有中青年教师来找他要求调离学校;他希望书柜里装满了年轻的同事们,也就是经贸大学的第三代、第四代学者写的书!

 

(本文作于20世纪90年代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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