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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8届博士研究生校友、中国证监会法律司副司长焦津洪--考博,是因为他们


 

 

焦津洪,1984年本科毕业于北京大学法律系,1986年人民大学民法专业研究生班毕业,同年来对外经贸大学国际经济法系任教,1992年考入本校国际经济法专业在职博士研究生,1998年获法学博士学位;曾任我校法学院副院长,2002年底调入中国证监会,任法律部副主任。

一、考博三理由

焦津洪,我校自拥有国际经济法专业博士学位授予权后的第二批博士研究生,又是获得我校法学博士学位的第一人。他说自己报考对外经贸大学的博士是偶然的;但身处UIBE,他又是没有理由不报考。

第一个理由,他是一个读书人,研究是他兴趣所在,考博之前他与冯大同教授合著的《国际货物买卖法》教材已经出版。

第二个理由,他觉得,既然在对外经贸大学教书,客观上就需要补上国际经济法这一课。在教学科研的过程中,他日益感觉到自己所学知识与时代要求之间的差距,尤其是在对国外法律的了解上的距离。那时正值20世纪90年代初期,中国的法学对外开放时间不长。如何加快脚步缩短与发达国家法律制度和法学教育、研究间几十年的差距,已经成为中国法律学者的紧迫课题。要想更快地与世界接轨,首先要求中国法学工作者们早日站在学术的前沿。攻读博士学位,无疑可以推动更加系统地学习外国的东西,更理性地关注中国的实践。

第三个理由,也是焦津洪考博的一大动力,来自沈达明、冯大同两位博士生导师个人的吸引力。对于当时年近三十岁的焦津洪来说,这种吸引颇有点像今天的年轻人对偶像的崇拜,是他对两位教授学问的崇拜,更是对他们人格的崇拜。

焦津洪在北大和人大都读过书。老一代学者的风范也接触了不少。他尤其钦佩三四十年代以及新中国建立之初从国外学成归来的那批“海归派”法学博士。这些老先生大都经过国外非常系统的法律专业深造,不仅精通外语,在专业上也完全可与当时一流国外法学界进行交流。多年来,由于国内的历史原因他们的知识和才华没有得到应有施展,直到改革开放后才重新走上法学的讲台,成为中国法律界最宝贵的财富。沈达明先生即是其中的一位。

焦津洪看到,与沈先生同时代的大学者中,有相当一部分人年事已高,经过几十年人生曲折后因为年龄和身体等原因,已经没有机会站在学术的一线;但沈先生却从六十多岁开始,耕耘于荒芜了几十年的中国法学园地,并且成为年纪最长、劳作最辛勤、最富有成果的园丁之一。和众多师生一样,他觉得沈先生的学术青春简直是一个奇迹。这背后的力量或许是这位老先生对自己当年攻读巴黎大学法学博士学位的交代,更是对自己整个人生追求的交代。焦津洪觉得,沈先生的耕耘可以用一个“追”字来概括,追自己失去的时间,追中国法学与国外落下的距离。他研究的学问总是超前的,尽管他的衣着是那样地追不上时髦,甚至非常地落伍。

身边有这样一位令人崇敬、崇拜的学术泰斗,焦津洪觉得非常幸运,他觉得没有理由失却向这位老先生学习、请教,在他的指导下读书、研究,一起“追”的机会。

冯大同教授也是焦津洪尊敬的师长。焦津洪觉得,勤奋是冯教授的最大特点。与沈先生不同,冯先生没有留洋经历,知识结构和外语都受到一定局限,但他却能在改革开放后很短的时间里成为我国国际经济法学界的领军人物之一,在法学界获得了非常高的评价,为此,他付出了超人的努力。作为系领导,冯先生也为整个法律系的建设付出大量心血。而且冯先生为人非常正直,处事公平,支持和鼓励年轻人成长。

一位国宝级的学者,一位第二代学者中的佼佼者,焦津洪考博的第三个理由是那样充分!1992年,在职青年教师焦津洪和王雪华考取法学博士研究生,他们的导师分别是沈达明和冯大同。

二、“沈氏”风格

在职读博士后,焦津洪与沈达明先生的接触更多了。给沈先生当博士生比起原来做同事来,最大的好处就是可以和这位学术泰斗靠得更近。他可以定期到沈老家里请教,沈老也会针对一些问题对他进行指点。近距离的求学,使焦津洪感觉受益非常大。他不但系统地向老先生学习法律专业知识,得到学术的指点,少走了许多弯路,更在发现问题、分析问题的方法上,在做人的态度上,得到很多启示。

他回忆那段宝贵的时间说:“沈老对我要求非常严,有时我甚至觉得如果每次去他家前不先看些书,不带几个像样的问题去,他简直就不会接待我。一进他家门,他往往第二句话就开始讨论专业问题,几乎没有什么客套话。他沉浸在他看书碰到的有趣问题上,款款而谈,我们的谈话完全是一种纯粹的学术交往和思想交流。在这种状态和气氛下学习,不仅是我专业上最大的收获,更是人生的最大快乐。”

谈过话之后,沈先生让焦津洪带着问题自己读书,有些地方指点一下。指点往往是在不太经意中进行的。“这些指点非常重要,大都是我自己在看书时看到但想不到的地方。往往是看了十本、二十本书都没有答案,一问到沈先生,他却在许多年以前已经研究过,甚至写到过。比如对当时出现的信托法律问题,他就已经有多年的研究。他说他的老师20世纪30年代在巴黎大学开讲座时讲的就是比较英美法中的信托与大陆法中财团法人。再如‘FIDUCIARY DUTY’这一概念,国内一般译作‘忠实义务’,也是英美法的精华,他指出,它在本质上是一种被动的义务,译作‘被信任者义务’更准确。……这些都是沈先生在总结国外法律名著和学者理论后归纳出来的,是非常精到的。经他点拨,我真是感觉一下豁然开朗了。”焦津洪对这些细节印象十分深刻。

焦津洪有时也在研究、琢磨沈达明。他觉得在这位老先生身上有着一种传统哲学和传统文化的内在力量。从沈达明先生身上,焦津洪看到一种关心社会的责任感。他回忆:“沈先生社会责任感很强。他很早就担任过对外经贸部的顾问,参与过许多重大决策和课题项目的研究,参与过大亚湾核电站的谈判,为中信公司发行我国首次欧洲债券提供咨询,帮助最高法院、最高检察院处理重大涉外金融案件等等。我觉得他身上保留着中国传统知识分子那种‘经世济用’的追求和志向。”

选择博士论文题目的过程,让焦津洪进一步加强了对沈先生崇拜的理由。他本来想走个捷径,将以前研究过的国际货物买卖法作为题目。“在把这个想法告诉沈先生后,他并没直接说不行,而是不予理睬,好像没听见一样,顾左右而言他,这使我顿时感到十分惭愧,无地自容。”焦津洪知道,沈先生从来只关心新理论、新观点。于是他下定决心选一个很难的、国内几乎还没人写过、在当时国外也比较新的题目:内幕交易的监管。这个论题涉及法律中的证券法、公司法、合同法、侵权法等多个领域,涉及法律经济学等法学理论。对这一问题的研究,在美国也是从20世纪80年代后期才开始兴起,而欧洲的研究更晚。

独到者,无前人可鉴,少资料可查,写起来自然很难。好在有沈先生在。焦津洪惊奇于自己不断碰到的各样问题,沈先生几乎都能解答出来。甚至论文中出现的中文名词,他马上就会指出英文的来源,告诉我对其含义如何准确把握。随着20世纪90年代初中国证券市场的建立和此后的快速发展,完善证券法律制度逐渐变得极为迫切,1999年,中国证券法正式通过。在中国证券市场和中国法制建设的这个重大事件的前一年,1998年,焦津洪的论文正式通过。他庆幸自己选择了这个难题。

答辩结束后,这位平时要求学生严格,治学严谨,不轻易夸人,甚至不轻易露出笑脸的老先生却表现出了少有的兴奋。他或许想到了二十多岁时的自己在巴黎大学获得学位的那一刻。他从一间办公室走到另一间办公室。他为自己的第一个博士顺利毕业而高兴。

三、亲历实践,检验理论

焦津洪为他的博士论文花了五年时间,包括到国外收集资料,掌握的当然都是新的东西,这为他今天在中国证监会法律部的工作打下了基础。

从一名教师到一名政府公务员,从内心讲,焦津洪是想用所学的知识为国家法制建设,尤其是证券市场的法制建设做一点事。他目前的工作领域与他的博士论文以及他感兴趣的研究领域那样地吻合,好像他当年就有了先见之明。到证监会两年时间的工作,他觉得是对自己过去研究的东西和所学知识的一种检验和再提高,他也会自觉不自觉地要看一看,自己的理论能否在实践中起一点作用。

在中国证券立法、执法和监管的第一线,他每天亲历着中国证券市场的法制建设行进脚步的一个个细节,大到证券法律、法规、制度的形成与修改,小到证监会内部的具体规章的制定和完善,再到日常的证券市场的执法等,可谓全方位地接触。他得以从实践的角度看理论。他的结论是,过去学的东西还是很有用的,正是因为有了这些知识,才使他能在处理具体事务时找到比较坚实的理论基础,从而避免就事论事。从另一个角度看,这对过去所学、所研究的东西,又是一个反馈的过程,是法律理论与中国实际情况结合的过程。丰富鲜活的现实让他看到不断学习和提高的必要。

机关工作的性质与大学老师过去的节奏确实有所不同。但焦津洪觉得两种工作都充满乐趣。对他来说,愿意把每一件工作,哪怕琐碎的事务性工作,都当作一种挑战。他对工作中遇到的新情况和新问题都有一种兴奋感,愿意研究它,愿意从理论上找出对策来处理它,而不只是为了完成任务。

但他依然怀念当老师的日子,教学和研究将不会让他厌倦。现在他仍在为母校对外经贸大学指导研究生,依然是母校的博士生导师。他觉得UIBE的学生目前不管工作在哪个领域,总体上都很不错。他们个人素质好,对国际的情况比较了解,外语好,工作能力和办事能力都很强,在金融行业里已经有一定声誉。如果能在宏观理论素养和人文知识等方面有所加强,将会有更大发展。

北大、人大、外经贸大,三所大学带给他不同的营养。他说:“北大给了一种社会责任感和理想主义;人大给我的是对中国特有的历史和文化的了解以及在中国做事的思维方法和准则;外经贸大学给了我广阔的国际视野。”他平时的业余爱好是读散文和哲学方面的书籍,在上班之前,他喜欢安静地临摹唐人经卷。他的博导沈达明先生当年就酷爱哲学。当然,这是爱好,或许是这对师生在生活态度上的一个巧合。

 

 

  作者介绍:丁激中,笔名紫丁,著有《李强传》(人民出版社2004年),《夺冠之路》(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2002年),《他们从这里走向世界》(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2006年)等书,副编审,北京市作家协会会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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