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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法律官员到学者----访82届研究生校友、中国WTO法律专家张玉卿


 

张玉卿,生于1943年,1965年至1979 年历任北京轻工业品进出口公司物价员、行情员、计划员、进出口业务员,1979年考取北京外贸学院国际商法硕士研究生,1982年毕业至2004 年,历任中国商务部(对外贸易经济合作部)干部、处长、司长,1985年至1987年任美国华盛顿Arnold&Porter 和Akin Gump&Strauss 律师事务所律师,1986 年在美国乔治城大学法律中心获国际法硕士学位。他现任国际统一私法协会(UNIDROIT)理事,中国法学会、中国国际法学会、中国国际经济法学会、中国法学会WTO分会及中国国际贸易学会副会长、常务理事,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中国政法大学、武汉大学、对外经贸大学等法学院兼职教授,中国政法大学博士生导师。中国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仲裁员。在原外经贸部(今商务部)工作期间,先后率团参加UNIDROIT、UNCITRAL等统一国际贸易法律的国际会议,主持中美、中欧等知识产权谈判,并长期参加复关(GATT)和加入WTO的谈判。著有《国际货物买卖统一法》和《国际反倾销法律与实务》等专著。2004年2月,张玉卿成为中国专家首次入选WTO专家组的三位专家中的一位。中国专家入选WTO专家名单尚属首次,他在WTO方面的研究专长为货物贸易和知识产权。

   《论语》记载孔子弟子子张的话说:“君子有三变:望之俨然,即之也温,听其言也厉。”这位学者司长和律师,确实不失远看庄重,接近时温和,但谈话又不失严肃的古之君子风范。

 

一、孜孜于求索

张玉卿坦言:“我不是外语出身;严格说,我在读研究生前只有中专学历,勉强算个大专……”1972年,中国教育的严冬季节还在持续,北京外贸学院沉寂多年的校园忽然热闹起来——一个200人规模的干训班正在这里开办,学员全部是外贸部以及所属的外贸公司的在职人员。来自轻工业品进出口公司、有着7年工龄的张玉卿被编入一班。

或许正是借了这批干训班的光,外贸学院的一部分教师和职工才得以陆续从河南息县的外贸部“五七干校”返校,复校的一系列工作正始于此时。教育在经历了大失血后,元气的恢复岂是一朝一夕之事?但老师们任教的热情却是任何时候都无法相比的,因为只有失而复得后才觉得最珍贵。

两年的脱产培训,虽然没有任何正式“文凭”,但扎扎实实如饥似渴的英语学习,却为张玉卿五年后报考硕士研究生奠定了重要基础。1979年,在北京外贸学院招收的第二届硕士研究生名单里,出现了张玉卿这个名字。于是,他二进“贸院”。他是当年法律专业4位硕士研究生中的一位。

此番考研是他人生的一次历险,因为那年他还差几个月就满35岁,过了这个年龄坎,他将永远失去获得学历的机会。在他向领导“游说”后终于接到可以报考的通知那天,他还在工作,这时离最后报名不到4个小时,离考试只剩10天,离他35岁生日仅5个月!他把自己关在一间小屋里整整一个星期埋头复习,然后前往考场,记得那是5月1日。他考取了!

        此时,他的心情正像一首诗《你付出的有几多》中所写:

只要你付出的足够多,没有得到又有什么值得难过。也许是磐石在捉弄小溪,稍许旋转后,你再看, 还不一样欢快地,奔向母亲河。

法律专业在当时的北京外贸学院是个新专业,然而拿过外国学位的法学教授却早有人在。沈达明教授曾于20世纪40年代赴法国巴黎大学攻读法律学位,可惜回国后竟在大学里找不到一方法律的讲台,只好改行教了法语。不过,老先生还算幸运,最终在自己的祖国圆了法律教学之梦。有这样的优秀教师指点,张玉卿的求学可以说有了一个较高的起点。

世界法学之海令张玉卿着迷,他的视野投向两千多年前的地中海沿岸的古希腊和古罗马:随着古希腊城邦的发展和商品经济的繁荣,法律在这里也成长起来;古罗马正拥有海上贸易的地理优势,加上“王政时代”后罗马帝国的建立,经济的发展和贵族的擅权,平民提出了制定成文法的要求。而同一时期,正处于春秋战国后期的中国,诸侯们正在朝着大一统的帝国加快迈进,其后,宗族制度和自然经济得以长期延续,宗法制度与国家制度紧密地揉合在一起,致使传统中国法的根本精神是人治……他读着中西方的法学历史、法学理论,一字字地体会着,他感到这大跨度的空间之差,其实却是中国法律的一块巨大的历史空白。法律工作天地广阔,法律者责任重大。

1982年,获得硕士学位后的张玉卿被分配到外经贸部条法司,他从此开始了法律工作者生涯。此时,中国刚刚从毫无法治可言的“文革”时代走来,高学历的法律人才可谓寥若晨星,他有幸成为新时期中国法制建设的开创者。

“学,然后知不足”。越进入“不惑之年”,他反而感到法学之“困惑”越多。他知道,求学之路还没有完成。1985年,他在美国乔治城大学开始攻读第二个法学硕士学位,方向是国际法。这回,来自法制建设一线的他是带着问题学的,学习有了明确的针对性。但年纪不饶人,此番他为学习付出的劳动代价甚是高昂。有时,他就要撑不住了,他咬着牙最终完成了求学的最后冲刺,以优异成绩毕业。在此期间,他曾在Arnold & Porter和Akin Gump Strauss等律师事务所工作,他以其对中西法律的融会贯通和踏踏实实的工作作风以及在西北大学发表的两篇长达80多页的论文赢得了美国法律界的尊敬。

或许可以这样比喻张玉卿的求学之路:他到中午时才吃到早餐;然而“东隅已逝,桑榆非晚”,他在艰难地战胜了“正午”的心理和生理关口后,终于拿到了只有少数成功者才能获取的盛大晚宴的入场券。于是,他的后半生的事业展现出一层层美景。

 

二、耿耿于创建

从1982年起,张玉卿在外经贸部条法司工作了20多年,他于1998年由副司长升为司长一职。这里是中国经贸领域法律建设的最前沿。在这20年里,他在亲手为那块巨大的历史空白上一寸寸、一角角地填上法律、规范与秩序。这期间,他印象最深的一件事,就是参与制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贸易法》。这是新中国的第一个有关涉外经济贸易方面的法律文件,带有开创性。

他为此工作了10多年,可以说,当时作为主管处长的他是这部法的整个机制的主要设计与起草者。中国第一部《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倾销反补贴条例》等一系列涉外经贸法律、法规的起草和制定,都融入了他的心血和智慧。

1982年,张玉卿到外经贸部条法司后不久,即承担了研究中国是否可以参加《联合国国际货物销售合同公约》(简称“公约”)的任务,并分析参加的利弊。当时,正处于改革开放初期,如饥似渴地需要了解国际规范,也面临着积极开拓国外市场,发展国际贸易,促进国民经济发展的紧迫任务。然而长期的计划经济几乎使中国在民事、商事以及国际经济贸易方面的立法成为空白。虽然当时国内在这方面的立法正在加紧进行,但人员、知识、信息资料等方面的匮乏,使立法一时无法跟上客观经济形势的需要。另外,长期计划经济的烙印也使国内经济方面的立法带有浓厚的计划色彩,很难适应完全按照国际规范以及市场经济运营的我国涉外经贸活动。打开大门,借鉴国外,共同分享人类的文明,无疑是一项明智之举。当时除去公约中文本外,几乎不存在介绍、评论这项公约的文章或专论。张玉卿首先开始研究贸法会起草、讨论、通过公约的文件以及外国法律专家学者的有关论述,理解蹩脚的中文文本,然后谋略掌握公约的全貌及篇章结构,直至每条、每款的涵义。经过反复、多次的讨论、论证,最后得出结论:中国应该参加这项公约。1984年4月19日,由张玉卿主笔的外经贸部《关于批准〈联合国国际货物销售合同公约〉的请示报告》正式上报,同年5月29日正式批准。张玉卿还向我们讲了一段有意思的插曲。由于当时参加公约的国家只有8个,谁也无法预测公约是否还会有国家加入,是否会生效。因此,在请示报告中提出政府在批准报告后,由外经贸部掌握时机,在适当时候由我国驻联合国大使正式递交核准书,以避免贸然递交核准书,最后公约不能生效,使中国处于尴尬境地。而恰在此时,1986年11月,美国政府主动与中国政府接触,希望与中国一同加入,推动公约生效,中国同意了美国的建议。美国后来又联合了意大利,这样,中美意三国便共同成为公约的原始缔约方。该公约于1988年1月1日正式在全世界生效。后来这一共同参加公约的故事被称为中美两国政府之间的一项国际“合营”行动。张玉卿说:“当时我们就以改革开放的态度来处理这一问题,事实证明是非常成功的。”

近20年的历史已经表明,公约是联合国贸易法委员会的一部杰作。自其生效至今,加入的国家已有51个。公约已成为一项重要的国际贸易领域的规范或惯例。另外,公约对我国立法也产生了重要影响。我国涉外经济合同法乃至目前的新合同法在许多重大原则问题上都参考借鉴了该公约,由于参加公约国家的不断增多,发生在我国的司法及仲裁案件许多都是依据公约进行处理的,他编著的《国际货物买卖统一法》也成了法律界的重要参考书,张玉卿也自然成为了研究公约的专家。

通过这些法律文件,逐步实现中国的外贸实践与世界接轨。

他深感,中国从计划经济走过来,真正要达到依法行政,以规则为标准的目标,需要走一条漫长的道路;中国人文历史土壤与西方大不一样,与中国漫长的“人治”社会土壤比起来,中国法制的绿色还显脆弱;加上计划经济的影响根深蒂固,多按长官意图办事,不重视法律规则。因此,法律工作者的任务是十二分地艰巨。

法律界业内人士在一起时曾自嘲:“我们这些人学法律早学了500年。”张玉卿认为,需要一分为二地看待环境与个人努力的关系:一是在这种环境下的法律工作者有着开创的大舞台;二是要看到工作的长期性,不要幻想社会能一下进入法治乐园。他说: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只是把法律工作当成一个饭碗,那就太低标准了,而应把这项事业当成一项历史责任。他希望通过自己扎扎实实的工作,推进“以法治国,依法行政”在中国的早日实现。

在他的司长办公室的柜子上方,排满了国际仲裁案的卷宗盒。这些卷宗其实只是两个案子,但都是大标的,一个近6亿元人民币,另一个7亿元人民币。

在法制不健全的环境里,法治与人治,就像是无孔不入的新鲜或污浊的空气,每时都在检验着人们的抵御能力,执法者也不例外。为此,张玉卿常是进退维谷。尤其作为仲裁员,他在处理案子时,常会碰到别人要你“帮忙”、“照顾”一类的事。这是对法律工作者的考验。他说,这时自己必须有一个尺度,要坚守“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的原则。在国际法庭上,当中国人和外国人打官司时,他坚决地依法站在中国人一边,这是不能含糊的原则。他痛心于中国曾在国际法庭上丢掉了很多案子。他说:“我的性格就是,违背了标准和原则,就要讲,就要争,该不签字的就决不签,该写反面意见就一定要写反面意见。你不讲原则,对方也不会尊重你。”

张玉卿自1986年起即陆续参与了中国“复关”、“入世”谈判,1992年以后参与得更多些。“入世”进入最后阶段后,涉及法律文本的问题就越发突出。为此,在2000年仅一年的时间里,他曾五次赴日内瓦世界贸易组织总部参加工作组会议。

他还长期参与、组织、负责中美贸易、知识产权等谈判,多次率团参加联合国贸易法委员会等有关国际贸易条约、公约的起草、制定的国际会议。他现任中国国际法学会、中国国际经济法学会、北京国际法学会理事,中国国际贸易法学会副会长、常务理事等职,自1999年3月起任总部设在罗马的“国际统一私法协会”(UNIDROIT)理事。

中国入世前夕,他的主要工作,一是参加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谈判,二是对外经贸法律法规的制定和修改。国内诸多法律特别是涉外经济法律需要健全完善,作为肩负制定外贸法规政策的职能司的一司之长,张玉卿认为更要做遵纪守法的模范。为此,他在司内对工作人员特别强调纪律的重要性,严格的内部管理,保证了条法司运转的高效。

 

三、陶陶于笔耕

古人云:“欲正其末,必端其本;欲轰其流,则遏其源。”张玉卿的性格是一钻到底,因此研究学问成了他的一大乐趣。他认为:法律虽然需要雄辩,但最需要掌握的首先是法律的基本原则和事实,只有在融会贯通的一刹那,你才能切中要害,口若悬河。

近二十年来,张玉卿忙碌于条法司的行政事务的同时,还在做着一项同等重要的事——著书立说。《国际货物买卖统一法》一书,是他诸多著作和论文中颇感自豪的一部。该书第一版问世于1988年,是对1980年在维也纳通过的《联合国国际货物销售合同公约》的全面介绍和说明。从1984年起,除了日常工作外,他把几乎所有业余时间都投入到本书的撰写之中。期间,由于他赴美留学,其中一部分章节有两位同事加盟,但全书仍是他本人提供资料和思路,最后也是他本人统稿。1985年7月底,书稿全部完成,1988年,该书正式出版。

另外,在国内外先后出版了《国际反倾销法律与实务》等专著,发表了《国家采购法》、《关税与贸易总协定》、《中国对外贸易的法制建设》、《世贸组织的建立与职能》、《补贴与反补贴的法律制度》、《美国贸易法的301条款》、《新合同法为推行外贸代理提供了法律保障》、《中国合资企业法评介》、《中国新合同法比较研究》等专论50多篇中、英文文章。在诸多书籍中,他最感满意的是几篇英文论文和中文著作《国际货物买卖统一法》。这些研究成果,本着“持之有故,言之成理”的原则,为他在法律界换来了应有的学术地位。 

谈到写书与日常工作的关系时他说:写与不写完全不同;而且怎么写也不一样。他说,他写书完全没有商业目的,只为满足法律实践的需要。

古代圣贤说:“居之一岁,种之以谷;十岁,树之以木;百岁,来之以德。”张玉卿正是这样,既看重眼前,也着眼于长远。在他看来,长远之事,一是著书,二是育才。任何学术的产生和兴盛都必有赖于一定数量而又相对稳固的专业队伍和为专业队伍不断输送人才的专门学校。与中国法制建设有巨大的空白相伴随,中国的法学教学和研究也同样曾是一片荒芜。而作为现代西方法学的萌生地的古希腊,在其城邦时期,法律教育就已成为公民必须接受的教育中最重要的一项。而那时的古罗马帝国境内,也是到处有法律学校,法律教育甚至受到了皇帝的亲自重视和支持。此外,西方(学者)有独立的学术品格和学术传统,这保证了学者独立而自由的探索。为此,他除了个人研究,常到大学的法学院授课,指导研究生。他也是我校客座教授,曾就WTO的法律制度作了3个月专题讲授。他还是北大、人大、政治大学、厦门大学、华东政法大学等多所大学的客座教授,他的任教兼职达国内十多个法学院。他与我校博士研究生徐进亮共同撰写的论文《我国现行货物原产地规则缺陷及完善》获2000年度安子介国际贸易研究奖二等奖第一名(一等奖空缺)。

 在西方,法学家们参与社会-政治活动有不同方式。一种是法学家,政治活动家与社会改革家一身兼任;另一种是以法学家的身份直接参与法制活动(对法律的制定,修改,废除,改革,解释,实施等);还一种是通过理论来表达自己的使命感,这大多数是学院派的法学教授。张玉卿可以说是兼而有之。他在许多场合对年轻的法律工作者强调著书做学问的重要。他常说,“再忙也不能忘记钻研学问”,“写作是专业与事业的标志”。司长张玉卿与教授张玉卿确有不同。当他面对青年一张张求知面孔时,他看到是的中国法律的希望。他想告诉母校的年轻学生们:

 法律是社会大厦的框架,没有了法,社会大厦就要坍倒;法学不是关于任何法律的学术,而是专指体现正义与法的科学;法治曾经推动整个欧洲挣脱中世纪权威和桎梏的运动,通过对商品经济的保护,促进了西方社会现代化的进程,也必将推动中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沿着健康轨道行进;法治是人类文明发展的标志与必由之路,是近代以来世界各国人民共同追求的社会政治目标之一,甚至可以认为,法治是人类的一个伟大理想,一项宏大的事业。中国法制建设的未来重任将落在你们肩头,你们——责任重大!


 

  

作者介绍:丁激中,笔名紫丁,著有《李强传》(人民出版社2004年),《夺冠之路》(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2002年),《他们从这里走向世界》(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2006年)等书,副编审,北京市作家协会会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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